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7部分在线阅读

像党在当年延安运动中的规劝口气那样，党的指示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干部，另一方面则要干部“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向他们学习”。[28]从前遮遮掩掩的几种非正统思想，现在获准可以公开亮相了。例如，有人要求，文学应该打破政治任务的题材和规定的形式的束缚。无独有偶的是这事也发生在苏联文学界，那里的作家也在要求更加充分地表现现实，吸取更广阔的题材，使用更斑斓多彩的风格。这时在中国和苏联也听到还有人要求在一切学科领域中应用更专门的业务标准。
可是，在1954年下半年，党的严密组织知识分子的措施，使原来笼络他们的努力黯然失色。它原来又拉又打的互相矛盾的方针收效甚微。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54年下半年，由于党快要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细节，它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并保证不许任何事物干扰对经济计划的努力。这一次党又使用思想改造运动来推进它的经济计划，并且再一次从文艺领域挑出它的替罪羊。
这次运动是逐渐开始的，相当文静，它攻击了受西方教育的学者俞平伯，他曾受胡适的影响，对于18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写过重要的注释性著作。他不像“五四”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而是一直超然于政治冲突之外。这次矛头指向他的运动旨在动员非党知识分子为党的革命性经济变革作准备。
俞平伯没有听党1953年的命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说这部中国古典著作，因为他在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部小说提出了他在20年代初期提出的同样解释。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而是作者曹雪芹的一部自传。党和俞平伯的冲突不仅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因为他拒绝过党的指示。当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文章的稿子送给胡乔木审查时，胡乔木提出了某些建议，并让俞平伯重新改写。俞平伯不仅没有改写，又自作主张地把它送往《新建设》发表，这表明有些杂志还没有完全受中宣部所控制。虽然运动开始于发表在山东大学刊物上的李希凡和蓝翎这两名青年所写的不起眼的文章，但当它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23日又在《人民日报》转载以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和社论便像雪崩似的多起来了。
虽然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利用《红楼梦》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但它的最大目标是要把学术上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中国知识分子。它标志着重点已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专业特性转向政治的正统观念和非专业化上来了。对俞平伯的批评所要显示的是，两名青年批判者所代表的党训练的学生们的思想战斗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价值比俞平伯所代表的学术和学院的训练成果要大。这次运动是要加倍努力地弄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西方学术思想。像1951年的运动反对西方学术那样，后一类学科首当其冲；在1954年中期，自然科学仍然相对地处于特殊地位。胡适的避免先入之见的方法成了运动在这方面的主要靶子。党宣称：在胡适看来：“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的和人民的需要。”[29]党想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把这种重点颠倒过来。
与后来反对冯雪峰和其他党的知识分子的运动相比，对俞平伯的著作和对胡适的批判还是有节制的。当冯雪峰于1952年出任《文艺报》编辑的时候，他的影响有明显的增长。他的编辑工作和他的作品一样，在相当正统的框框内又表现了某些歧异。在1953年和1954年之初的思想控制放松的时期，他指责中国当前的文学歪曲了现实，而且暗示党对文化的控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表面上看，党对冯雪峰的苛酷的批判是因为他当初拒不刊载那两个青年批评者对俞平伯的批评文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是压制“五四”精神和要使知识分子听从党的严格命令的又一次努力。
它也进一步揭示了宗派上的斗争：周扬和他的同事们企图把冯雪峰和他的同事们从文化机关的有权势的位置上拉下来，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人。冯雪峰一伙被指控搞“独立王国”，压制自由辩论；冯雪峰不愿发表对俞平伯的批评文章一事就可以为证。党现在所要求的公开批评，就是要用党关于知识文化的观点来取代迄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西方的观点。郭沫若作为作家—学者和毛泽东的亲密朋友，委婉地说道：“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同时也应当允许少数人坚持自己的主张。”[30]冯雪峰被迫做了公开检查，他的《文艺报》编辑职务被以周扬为靠山的人所控制的一个编辑部取而代之。丁玲已在1953年离开了她的《人民文学》编辑的职务，而由周扬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邵荃麟接替了她的位置。到了1954年后期，周扬控制了党的几个主要刊物，把他的宿敌一个个拉下了马和使之不能公开讲话。
在反对冯雪峰的斗争会的总结会上，郭沫若宣称：不仅是文学，“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一思想斗争”。[31]因此到了1954年底，党开展的这个运动从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始，通过左派知识分子而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界。
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运动
1954年中期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对鲁迅的学生胡风的运动时达到了高潮。它超出了知识界，而是向全民进行灌输式的教育，不仅在城市中心搞，也在全国范围内搞。它像暴风骤雨，显出的狂乱的激情为以前历次运动中所罕见。
选择胡风做靶子，根源在于胡风同党的文化当局的冲突，特别是始于30年代中期的他同周扬一伙的冲突。这场冲突持续到40年代，当延安的整风运动在1943年波及重庆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干部时，胡风及其追随者在上海被轰炸之后也已来到了重庆。和他的延安搭档们一样，他也认为，整风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真正的辩论和批评党的官员的教条主义。结果他创办了《希望》杂志，以便攻击党的文化官员的教条主义。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的刊物也受到压制。
胡风同文化官员的低调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仍在继续。可是，在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这段比较松动的时期，胡风还进入了《人民文学》编委会，并且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行委员。他相信时机已有利于他开展批评，所以他给党中央上书言事，[32]表示对文化生活中的荒谬事情感到沮丧；这使人想起了旧时文人给清朝皇帝上奏折。他的目标不是要推翻领导或现存制度，他只是要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和党的原则办事，因为他们的指示被少数文化官员肆意曲解了。像清代的文人那样，他企图证明国家的贤明领袖们已被肆无忌惮的官员们所蒙蔽。他批评这些官员，因为他们强迫作家只写工农兵的生活；写作之前要先学习马列主义；只用民族形式写作；只强调写“光明事物”而降低写落后和阴暗面的重要性，胡风认为这意味着写虚假的东西。
胡风建议，作家们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而不用官员们来对他们进行改造。为了促进多样化，他建议用编辑自己的刊物的作家的集体所出版的七八种刊物来代替几种官方刊物。在这种致力于放松党的控制的努力中，他企图把“五四”时代对专业和文艺标准的关心和文化多元论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的文化。按照胡风的看法，他的报告只要求给予作家更大程度的自由，以期在现体制内发挥他们个人的才能。可是事实上，如果胡风关于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质的看法付诸实施的话，那就会挖掉党所强制推行的整个控制体系的墙脚。
但是，胡风要求更多的自治这一点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空前的热情和全国范围的运动来反对他。他被用做运动中的工具，以推行党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使之开花结果。陆定一宣布，有人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是风平浪静，不经过严重的斗争。应该把它看做是阶级斗争的过程。”[33]胡风成了这场运动矛头所指的一个象征，目的在逐渐灌输这种信念：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
这次由中宣部——特别是胡风的宿敌周扬——掌管的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胡风给他的追随者所写的信被查抄，变成了反对他的主要证据。毛泽东给公布出来的胡风写的那些信件写了按语。毛泽东在按语中谴责知识分子想插手政治。关于胡风集团他是这样说的：“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34]虽然胡风集团只是一个文艺家的小圈子，但在1955年6月却被指责为建立了根据地并吸收群众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任何人的看法如果与当前的正统观念有分歧，都要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他不仅要被清洗出教育和文化组织，也要被清洗出工会、群众组织和军队。
党的强大的宣传机器的触角所及，甚至使最边远地区最微贱的农民也都知道胡风其人，以便保证任何可能的“胡风主义”——即独立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被清除掉。连受宠的自然科学家最后也被这次运动所波及。但是，他们显然跟不上步伐。正像一则广播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家对胡风事件抱着一种‘事不干己’的态度。这表明他们的革命的警惕性很低。”[35]他们被指责为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沾染了反革命细菌。
到了1955年夏天，反胡风运动的势头有增无已，难于控制，超过了政府原来设想的范围。它从政府的一种有条理的手段发展成了恐怖统治，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是如此。一位观察者形容它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致使“自杀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36]运动的效应是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党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开始的疏远状态。胡风及其追随者的具体遭遇成了此后知识分子批评者大胆直言的下场的典型。他们的私人文件被查抄；他们同批判过他们的同行隔绝了起来；他们从工作岗位和协会中被清洗出去；他们的妻儿也受到谴责。胡风被投入监狱；他的学生路翎被送入精神病院；他的其他跟从者被下放劳动改造。胡风在监狱中继续战斗——他进行过绝食斗争；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有法定辩护人参加的审判——直到他神经崩溃为止。他招致这种惩罚，不过是因为他曾要求给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治。
“百花运动”
第一阶段：1956年
由于中共预见到1955年末即将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正在重新大力推进工业化，它越来越需要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求助。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写道：“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37]可是，由于反胡风的运动过于猛烈，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不听这一套；不仅作家是这样，就是一切领域中有思想的人都受到威胁，因而规避工作、发明和研究。面对着一个消极被动的知识界而又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党在1956年给予了知识分子以一定程度的学术活动自由，以争取他们在发展经济中的合作。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松动，这也反映了经济方面一般的松动政策，因为它准许在乡村有自由市场，并对轻工业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但此前是偏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
1956年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建议实行某种改革，以激发他们的热情。他们将被给予更多的权威；他们的观点将受到尊重；他们的专业研究将受到重视。此外，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货币刺激，改善其工作环境，并享受更合理的提升制度。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赞同周恩来的观点，于是在下一阶段就开始同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在1956年5月2日的讲话中，他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口号，以此表示控制的松动。但是，由于他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后来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的解说中给这个“双百”运动定下了调子。他要求像周朝末年的“百家争鸣”那样，再有一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陆定一对这个黄金时代的描述使人想起了“五四”时期。“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38]他给了知识分子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以批评、言论、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据他说，这些领域的活动不能跟政治等同起来。政治舞台上仍然不允许辩论，但可鼓励文化领域中的辩论，使知识分子在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论中有更多的活动余地。
一方面，“百花齐放”政策给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和提高他们的本领，另一方面，也允许他们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和提高它的效率。这又回到了毛泽东在延安关于改革官僚制度的态度，并反映了他对官僚特权的关注。它类似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特别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对教条主义和镇压手段所进行的批评。尽管“百花”政策有这种种不同的方面，但对知识分子的放松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是齐头并进的，因为没有给言论自由以某些活动余地，要展开批评是不可能的。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陆定一的鼓励，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怀疑党的干部是否有能力指导科学和技术。他们要求不懂业务的干部少加一些干预；少花一些时间于政治集会；少一些苏联的学术统治；多接触一些西方的论著。各种学科开始了重要的辩论：在遗传学上，辩论李森科主义；在历史学上，辩论分期问题；在哲学上，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问题。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他们说，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够解释100年以前发生的事，但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39]许多社会科学家则主张控制生育，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因为后者认为，增加生产就能解决增加人口的问题。
可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原来发表意见最直率，现在却犹豫不前，这大约是害怕党的政策一旦有变动就会被抓住，因为这种情况曾经使作家比别的知识分子受害更多。除了如艾青等几个例外人物，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著名作家的沉默是很突出的。可是，当作家们真的开始在1956年中期鸣放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内容比其他任何知识分子集团都更加直接地针对党的政治政策。其中最尖锐的是一些年轻的作家，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接受了大部分教育，同时受苏联知识界骚动的影响也很大。
苏联的影响激起了两种相反的潮流。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批评苏联学术和苏联专家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但也有些作家在学那些苏联的大胆的解冻作家的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官僚体制及其教条主义。他们并不直接援引当时像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苏联激进作家的话，而是借用更主要流派的西蒙诺夫、爱伦堡和肖洛霍夫的言论。他们利用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来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作与中国的现实颇不相似。另外，他们也和他们的延安前辈及苏联的同行一样，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使他们能够指出，党已经背离了他们认为体现在他们意识形态之中的人道主义理想。
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苏联，批评都是在官方刊物上提出的。文艺刊物的编者们在批评官僚主义和揭露党掩盖的真正问题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苏联，有《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前后发表了杜丁策夫的《不仅是为了面包》和索尔杰尼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等作品，在中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人物。自延安时代以来即在周扬门下的秦兆阳（《人民文学》的编辑）和老左翼作家—党员黄秋耘（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文艺刊物《文艺学习》的编辑），也在“百花”时期把他们的刊物改变成了主要的批评力量。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样，他们也是谨慎的党员，并想法在制度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件作品获准发表的过程是不清楚的，其中有跟中宣部搞错综复杂的谈判的程序。尽管如此，在这个相对地放松的时期，个别编辑显然已被授予更多责任来办报刊。这两位编者又约稿，又改稿，又编辑，又出版作品；这些作品影响了“百花”运动的进程。
秦兆阳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系列以苏联原型为依据的故事，描述了一群理想主义的、有才干的青年人，他们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与冷漠无情的、无效率的、谨小慎微的官僚分子战斗，以求促进社会的福利。秦兆阳的文学观点具体见于他的一篇文章中，这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决主张作家的独立作用，而这是大有悖于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的观点的。作家不能服务于政治路线的每一转变，也不能做某些概念的工具。像鲁迅和高尔基这些伟大的作家并不解说政策规定，也不机械地履行政治责任。“把一般人习以为常但并不注意也不理解的东西突现在一般人面前，这正是一个作者发挥其独特的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应该追求的一种本领。”[40]秦兆阳呼吁中国作家向自己文学的过去寻找灵感，他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突破了若干陈规走出来的。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吧！”[41]
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介绍了几个现实主义大师。其中一人是刘宾雁：一位作家和记者，1925年生，1944年的党员；他的故事特别仿效苏联的作家B.Б.奥维奇金——一位苏联的纪实性作家；刘曾代表《文艺报》采访过此人，并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他爱慕奥维奇金敢于正视冲突特别是由官僚主义横行霸道所引起的冲突。他说：“奥维奇金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和短篇小说中攻击官僚政制，是没有怜悯心的。”[42]因此，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目的：“矛盾，你不去看它，它照样健在。既然一个矛盾已经出现，它本身就孕育着迟早被克服的可能。”[43]他的故事描述了官僚的错误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
“百花”时期所写的这种性质的第一篇故事，是《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还附有秦兆阳的一篇编者按语，它是这样说的：“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44]这个故事写了两个人的冲突：一方是罗队长，他更关心自己“不犯错误”，而不愿意做正确的事；一方是曾工程师，他学有专长，又有热情，想把工作翻一番和节约原料。刘宾雁在这个故事中赞扬了苏联人的改革意愿，以强烈地对比中国官员不愿意改革的情绪。在回答工人的批评时罗队长说：“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局里批准。”[45]
刘宾雁的第二个故事题为《本报内部消息》，载于《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并由秦兆阳做了校订和部分的改写。它形容现在的新闻就像旧时代的监察官的报道。正像清朝皇帝康熙说监察官就是他的“耳目”那样，刘宾雁也把作家和记者描述为党的领导的“耳目”。但是刘宾雁抱怨说，记者所写的批评文章和投给报纸的申诉都变成了“内部消息”，因为它们批评得过火了，不宜公开刊登。故事的女主人公黄佳英是一位记者和共青团员，她调查和揭露了官僚们的冷淡和无能，想改进他们的工作，但她的努力以受挫告终。虽然她赢得了某些编委会成员的支持，但报纸继续刊登的只是党的官僚们所批准了的东西。
22岁的党员作家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1956年9月号）中描写了另一个理想主义者同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冲突。秦兆阳也修订了这个故事，突出了它的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性，缩小了它原来的观点，即领导上能够克服官僚主义的说法。王蒙也受了苏联文学的影响。事实上，他的主人公林震使人想起伽琳娜·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它的目的就是想模仿它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这位女主人公向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想由此增加产量。
与娜斯塔西娅和刘宾雁的女主人公黄佳英一样，林震也认为官员应该为实现党的理想作出榜样。但是，当他被派去检查一个工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林震发现了傲慢、懒惰、无能的经理和想要增加生产反而受挫的工人。他试图采取行动反对经理，动员工人和基层干部向《北京晚报》投书申诉。这位主人公和刘宾雁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西方观点，认为报纸是相当独立的机构，它可以对领导上施加压力，使之进行改革。可是，虽然中层干部受到惩处，高级干部的职位却原封未动。和刘宾雁所写的一些英雄及其苏联同行所写的那些主人公一样，王蒙的这位主人公也是有教养的、有理想的青年，他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和贯彻党的政策，但是在实际中却受挫折。这些故事向人们暗示，党的官员已得到多么大的权力，甚至最有理想的和最勇敢的批评也不能动其毫毛。
这些年轻作家的故事得到了迅速而热烈的反响。它们也引起了争辩，特别是在党的官僚阶层内部引起议论；他们认为松动政策是对政治和思想统一的一种威胁。正像《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不一致。”[46]更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认为，批评是对他们在统治制度中已经据有的地位的一种挑战。像小说主人公黄佳英和林震那样的知识分子要求按照他们的能力取得事务上的比较独立的发言权，这就同党的干部捍卫他们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地位的决心发生冲突。1956年4月17日的《光明日报》评论说，“百花齐放”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优遇使得干部们“害怕它这样作会产生‘特殊阶级’”。[47]
干部们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抵制，在1957年年初公开地表现了出来，人民解放军宣传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个同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反对文艺中“百花齐放”的文章。虽然压力来自部队，但批评竟然发表在党的喉舌上，这个事实表明，它得到了某些顶层领导的支持。这篇文章似乎针对秦兆阳及其周围的作家。陈其通等人说：“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48]
后来，在1957年年初的几个月中，“百花”运动处于停顿状态，因为以前完全针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现在转而针对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了。王蒙的故事变成了扭转松动（先是在文学方面，后来是在一般知识界）的努力的焦点。在《文艺学习》上展开了对这个故事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