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6部分在线阅读

他的第二篇杂文是《野百合花》，分两期在《解放日报》的3月13日和23日刊出，这是中国共产党阵营内部迄今所写最有争议的作品，而且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感到它的影响。他也像毛泽东那样，对党的官僚主义日益加大同群众的距离感到关切。在回答那些认为延安没有等级制存在的人们的说法时，他说，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虽然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位平均主义者，但他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12]当“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一两餐稀粥”时，王实味抱怨说：“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13]
一度反对不平等的造反者现在变成了他们自己不公正制度中的新官僚。他们曾经想摧毁腐败和冷漠的罪恶，但他们今天正在遭受同样罪恶的袭击。南斯拉夫的米洛凡·德热拉斯在15年之后曾说到党本身会成长为一个新的阶级，王实味不像德热拉斯这样，他认为这种发展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我们底阵营存在于旧的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是有暗。”[14]他是在向党的领袖们提醒他们的理想，所以他认为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他也是按照儒家批评领导的传统行事，以期确保他们统治的胜利。
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其方式方法就是从党对这些杂文作家的批评反应中发展出来的。它标志着开始对独立的和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党对知识分子活动的控制的扩大。到了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从似乎同时批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转移到了几乎完全批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这些作家被挑出来作为戏剧化的特殊的思想典型，即党认为对其当前政策是有害的思想典型。这些人的独立性和批评态度在国民党地区曾经是有用的，但现时他们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却不再是合心意的了。这些作家被用做反面教材，以改造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这种挑选几名官员或知识分子为榜样，使整个社会都俯首听命的办法，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
最粗暴的攻击是对着王实味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批评最深刻，而且因为他卷入了中央研究院的派系斗争；他跟和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理论家们作对。其实，所有运动都有宗派成分，也有意识形态成分。王实味同苏联留学生集团结成同伙，反对派的成员则有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捉刀人陈伯达、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理论家艾思奇。这次运动使他们有机会除掉了一个固执的和讨厌的批评者。
王实味跟陈伯达原来就在许多思想意识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一个是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另一个是从上海遗留下来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实味站在鲁迅和鲁迅的亲密助手胡风及冯雪峰一方，跟陈伯达、周扬等人展开过辩论。陈伯达及其一伙，听从30年代初期党的文化领袖——瞿秋白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指导，主张中国的作家应该摒弃西方的文学传统，创造以传统文学形式（如短篇故事、诗歌和短小的剧目）为基础的他们自己的风格，因为它们在提高政治觉悟和鼓舞群众方面可能有效得多。反之，鲁迅一伙则讥笑传统的文学形式为“封建的”，因而坚持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是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王实味和陈伯达在1940—1941年又重新展开了这个论战。本质上，它是西方化的“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同更加民粹派的、更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冲突。
王实味的文章出现不久，他就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和宗派主义的运动的焦点。1942年4月，党宣布将有三个月的思想意识斗争。在此期间，党机关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陷于停顿，同志们都在小组内阅读文件和互相展开批评。在这同时，1942年5月召开了大型文艺界集会，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含蓄地批驳了杂文作家们的批评，为党的文艺政策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打下了基础。他虽然未对这些作家点名，但他攻击了他们意在独立于党的领导作用之外的想法，并且驳斥了他们所提关于艺术必须独立于政治的要求。艺术家和艺术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于党所交派的任务。虽然他提出他的观点作为独创的教义，但他关于文艺的观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瞿秋白强调的民族形式的结合。
这些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人士所争论的几个问题中的内容，这时变成了官方的教义。文艺应该是乐观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要用群众所懂得的风格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的功能将不是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那样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虽然毛泽东事实上在此前非常推崇鲁迅，说他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15]但他的延安文艺讲话却批驳了鲁迅所主张的东西。鲁迅曾经倡导西方的文学体裁和思想，但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返回到自己传统的民间风格中来。鲁迅的作品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在其中群众以及精英都因冷漠、落后和不公正而受到讥讽，毛泽东却呼吁应该有为党的目标服务的和歌颂群众的文艺。作家不再能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或按照个人之所见来批评现实；他们应该按照现实可能的情况和党与毛泽东所见到的情况来描叙现实。
毛泽东发表了第二篇讲话之后不过四天，中央研究院就召开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它们从1942年的5月一直开到同年6月11日，一千多名延安的思想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参加了集会。有些人为王实味辩护；另一些人痛斥他。和陈伯达、范文澜站在一起的艾思奇是主要的控诉者之一，他斥责王实味的“绝对的平均主义”，[16]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王实味被认定为托派，不仅因为他过去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关系密切，也因为他曾经把斯大林的清洗叫做“暴行”。[17]最初，大多数人拒不接受把王实味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但是，大会小会上接连不断的压力削弱了对他的支持。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王实味在《解放日报》的同事们也对他进行指责了。
在斗争会的最后日子里，丁玲丑诋自己的工作，并攻击王实味是一股坏势力。艾青在6月24日的第二次自我批评中也斥责王实味。思想家胡乔木和历史学家范文澜都跟王实味开过长时间的会，有五位党员经常访问他，想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但他不肯干。王实味被送往一个火柴盒厂工作，在那里，一名记者在1944年夏季看到过他，说他已经精神错乱。[18]在红军从延安撤退时，他在1947年春天被处死了。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对王实味的被处死表示过惋惜，但处死王实味的决定是公安组织决定的，这个组织在1947年是由毛泽东的亲密同事康生负责。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同事们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他们的职务也被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批判过他们的人所取代：艾思奇接替丁玲编文艺副刊；周扬则给运动做了总结——这是他在未来运动中继续承担的任务。[19]他概括了王实味的思想和政治“错误”、运动的消极面，也给运动的积极面定下了调子，即提倡写正面的文学，主张培养以乐观主义观点描述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的“农民”作家。
虽然1942年的整风运动尚未达到后来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但它已有了后来历次运动的诸因素。受到攻击的个人的工作要按照文件来分析并受到详细的批判，这就是运动的实质内容。受害者处于孤立无援之境。那些与受害者划清界线的人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而那些在攻击受害者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人则官运亨通。群众斗争会颇似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那些装门面的审判，把受害者的任何支持者以及任何其他有同样思想的人都逐渐弄得哑口无言。
1942年的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压迫“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这种努力没有随着1942年整风运动的结束而结束。陈云在1943年3月29日的一篇讲话中坚持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名党员，而不应该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文化工作者……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加强他们的党性，去掉他们的坏习惯。”[20]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必须听命于党的官员，即使那些指导他们的官员的知识少于这些知识分子时也得如此。“在遵守纪律上，文艺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支部及其上级，甚至在各该级的人们不是那样能干时也得这样。”[21]党在延安的经验曾被说成是给群众参政和平等的价值观打下了基础，但是，杂文作者们对党无视这种价值观的批评和他们后来的受迫害的事实则与这种说法不相符合。相反地，杂文作者在延安所受到的对待，却为后来堵住持不同政见者的嘴以及全面地确立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1948年反对萧军的运动
虽然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它很少有时间过问它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它在1948年忽然发动了一场运动，这使人想起了1942年党曾经搞过的反对王实味及其同事的运动。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服务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可是党正在讨好他们的同时，又企图把知识分子组织和控制在自己的队伍之中。在准备结束这场战争时，它要设法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训练，能处理社会和政治的控制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飞地——特别是在上海、香港和哈尔滨——中还整了一次风。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哈尔滨反对萧军的整风，萧军是写满洲抗日斗争的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是鲁迅的学生和延安的一位杂文作者。他是党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之一。甚至在他写1942年的杂文以前，他就写了一些信给毛泽东，指出了在延安出现的应予改正的缺点。毛泽东回信表扬他是一位“极坦白豪爽的人”，并且承认他的批评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又劝告他：“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22]萧军拒绝这样做。萧军是那个杂文集团中除王实味以外唯一未作自我批评的人；他拒不对王实味作批评。丁玲主持了1942年10月召开的一些会，专门批评萧军，但是，他仍然拒绝党要他作自我检查的要求。
萧军被下放劳动改造了几年之后，于1946年返回他的故里满洲，帮助党加强对那个地区的控制。尽管他以前曾持有不同意见，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本地作家，能够在赢得人民对党的支持方面派上用场。党帮他办了一个周刊——《文化报》。但是，萧军马上变成了第一个批评延安的人，重新展开了对他所不同意的党的做法的批评。除了重复“五四”运动的观点，认为对社会变革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的喉舌与政治活动家应该同样重要，萧军还强烈地提出了一些反对党的当前政治方面的政策的意见。他指责党只依靠苏联，把它当做主要的盟友。他表达了他的东北老乡对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情绪，因为他们一再强占东北土地，搞经济掠夺，同时继续赖在中国土地上不走。他在几期《文化报》上都谴责苏联帝国主义：“不管是哪个外国，我们都应当受到平等待遇和受到尊重。如果它是指俄国人，他们应该更加令人尊敬……无原则的友谊是不合理的。”[23]
萧军也是反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强暴行为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这一点上又一次表达了当地部分人民的潜在的不满情绪。虽然实际上存在着对土地改革的一致拥护，但在农村中处死地主和暴烈的阶级斗争，曾经引起了某些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担忧。他在一份强烈的声明中说：“土地一再被分割，财富一再被分配，粮食一再被抢走，致使人们变得一贫如洗……为什么共产党人变得如此不仁慈和无心肝？”他还说：“甚至日本人和满洲人的政策也不像党所执行的这些政策那么暴虐。”[24]
萧军对党的与苏联结盟和土地改革的批评，超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在普通东北公民中引起了反响。他的那些文章在哈尔滨的文化人中间引起了他们对党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误解。因此，随着1948年1月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越来越猛烈，他就成了党必须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的分裂的、无纪律的势力的代表，以便控制住局势。
除了他自己大喊大叫的非组织活动以外，宗派斗争的原因也在选择萧军作为替罪羊上起了作用。虽然整风运动发自中央委员会，但它的贯彻则由党的满洲宣传官员来完成，其中主要的是刘芝明，他参加过1942年反对萧军及其同事的运动，又跟周扬很密切。另外，另一个党的报纸《生活报》曾经与萧军的报纸激烈竞争，它的编辑们从1948年8月至10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反萧军的文章，并且参加了审查他的工作队。
哈尔滨的整风方式和延安的整风方式差不多。小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跟学校、工厂及党的机关里的大规模集会相结合。哈尔滨的宣传机关把萧军描绘成过多地重视民族的目标和过少地注意阶级斗争的人。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萧军的民族主义不再起积极的作用，而他对阶级斗争的不关心则有消极的影响。萧军对苏联的指责引起最大的注意，这或许是因为它反映了许多东北人的情绪，使党感到难以排除。刘芝明争辩说，萧军“不懂得苏联不像沙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被压迫民族；它决不会自己变成一个压迫者”。[25]萧军怀疑苏联对中国的意图，与此相反，刘芝明在1948—1949年的整风运动中要求和苏联无条件地结成联盟。
对萧军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作自我批评，以使抱有同样看法的其他人士不能开口。党断绝了对他的报纸的支持，使他不仅没有维持生活之资，也使他没有一个对他的指责进行辩驳的园地。这一次又是用他的老同事来反对他。丁玲又一次主持了一个批判他的大型集会。但是，尽管有这些压力，萧军拒绝作一个可以接受的公开批评。他被判处到抚顺煤矿做苦役。为了搞臭萧军，党把他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当做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来看待。延安的运动曾努力限定批评的界限，但反对萧军的运动比这走得远，它把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看成了政治颠覆活动。它也超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和党员的范围，扩大到了人民和各团体中去。这些措施在后来的运动中变成了标准的做法。
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确立，1949—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大约有10万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家、学者和有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据周恩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26]可是，在建国初期党却放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争取赢得他们的忠顺。在最初，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欢迎共产党的，因为他们讨厌国民党，又因为他们珍视共产党有统一国家的能力，还因为共产党有能力在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保证了财政的稳定。
中共以苏联为借鉴，给知识分子支付工资，负责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每一个专业集团和每一门学科都被组织到党所控制的协会中来。例如，创作艺术家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部，每一门学科又有它自己的组织，例如中国作家协会或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各大城市都有分会。它的北京中央机关指派各省分会的负责人和当地文学刊物的编委会成员。其他学科和专业也都仿效这个模式。
由此可见，尽管在建国初期放松了对思想统治的要求，但党还是迅速地加强了组织上的控制。它在统治的初年就比苏联人更迅速而精明地把学术和艺术都组织了起来。苏联人因为没有经验，在它统治的第一个10年中做得比较和缓。反之，当中国共产党一掌权，它不仅有斯大林控制俄国知识分子的前例可援；它还有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的经验，又有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所领导的训练有素的干部核心队伍。他们都是中宣部这个负责正统意识形态最高机关的副部长；部长为陆定一。
党对知识分子的和解政策为时甚短。1951年，它开始了一个运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艺术创作的所有领域中，要他们摒弃大多数人曾经接受过的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而转向苏联的理论和学术。它的目的是要洗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表现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故事告诉人们，19世纪的一位教育家怎样从一个乞丐最终变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钱创办了一些学校。党说武训是一个消极的象征，因为他是想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
与批判武训运动相呼应的是对文学界发动的由丁玲领导的整风运动；丁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她的威望和有力的地位在文学界足以与周扬并驾齐驱。1952年，她当上了一家杰出的小说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而她的亲密朋友冯雪峰则接替她做了《文艺报》的编辑。她实际上掌握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刊物。由于她在批判她以前的同事中的突出作用，她过去的反抗看来被完全宽恕了。
然而丁玲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建国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相矛盾的特点。她的动机比较复杂，既有政治的机会主义，又有坚决执行党的命令的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想坚持“五四”时期的独立性和专业标准。在丁玲领导她的作家同仁们的整风运动的时候，她要他们从自己的情感中而不是从别人的强制中寻找创作灵感，她说：“我不反对我们现在的创作工作被组织起来，但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孩子，不能离开母亲；他应该独立。”[27]
50年代初期的这些运动比从前反对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要克制一些。它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预防可能的颠覆活动，而不大在于消除任何公开表示的批评。党也没有来得及以从前推动运动的热情来做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虽然知识分子也屈从于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努力，但党还是谨防措施粗暴，以免他们离心离德。除此之外，党主要关心的是控制艺术和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思想，它允许自然科学家多一些回旋余地。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深奥难解和理论性多一些，党的领导承认他们不太在行。它还不倾向于干涉自然科学工作，因为它认为科学技术对党的经济现代化运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可是，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较晚才感到压力，而且分量也要轻一些，但他们也必然受到党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与此相似的是，在相对松弛的时期，他们也较早地感到松弛和受到更宽厚的待遇，但是，放松也是针对所有学科的，这和思想改造运动一样。党不能把自然科学家同其他知识分子集团隔开而另眼相看。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甘苦与共的，虽然甘苦的程度有所不同。
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再度兴起，1953—1954年
1953年初宣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虽然尚无细节，但它马上碰到了它过于雄心勃勃的问题。由于党的经济计划者的摇摆不定，它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发生摇摆。互相冲突的指令发往在知识界工作的干部。他们被告知，在加强党的组织控制的同时，允许他们可以在发挥知识分子个人才能使之积极参加现代化方面有较多的活动余地。党给予知识分子少量的自由，希望他们能投桃报李，在工作中多出产品和更有创造性。既然中国正在学苏联的榜样，这种松动可能是由于那时斯大林刚去世不久，苏联在学术和艺术方面也有所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