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8部分在线阅读
尽管《文艺学习》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谴责性的，它们认为这篇故事攻击领导干部，但也有不少文章热烈地帮王蒙说话，并且进而批评官僚主义，甚至批评党的政策。它的编辑黄秋耘发表了几点最大胆的批评。他在一篇登在《人民文学》上并经过秦兆阳校订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中说，现时中国的现实大大不同于他所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说：“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号召他的同行作家们都来揭露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49]
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中，黄秋耘发表了他认为够得上作家称号的人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22岁的党员——短篇小说家刘绍棠。刘绍棠赞扬王蒙的小说，因为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疼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50]刘绍棠说，党是不希望有人撒谎的。“那些想粉饰生活或者只想隔靴搔痒地批评生活的人……却只能自欺欺人。”[51]暴露社会的病害，意在医治它们。又像《文艺学习》的另一文章所说的那样：“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52]尽管有这种反对“百花”运动停顿的抗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又一次沉寂了下来。黄秋耘形容当时的文艺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气氛”。[53]
第二阶段：1957年4—6月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混乱在1957年初马上得到了澄清，因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据他发表的理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这些矛盾可以用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等等“民主方法”使之公开化，并得到解决。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该信任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这种种言论恰恰就是这些青年作家在“百花”运动中的第一个阶段所曾经做过的事情，毛泽东现在显然已经认可了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甚至比当时苏联的领袖们走得更远。他再次号召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一方面是对某些党的官员想法限制“百花”运动的范围作出反应，一方面是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事件作出反应，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的起因是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和镇压了知识分子。毛泽东还做了一次叫知识分子放心的努力，他在1957年3月12日对宣传部的讲话中再一次号召“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54]党的官僚阶层仍然不乐意全身心地赞同这场广泛开展的运动，其证据可见之于这样一件事实：1957年2月和3月的两次讲话中的思想没有马上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反应缓慢就毫不奇怪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仍然在摸索着他们的道路，并且推测政策是真诚的呢还是一种姿态，它是目的呢还是一种手段。”[55]但是，当全国范围的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运动在5月初从地方到最上级都在普遍展开的时候（见第二章），当自延安以来即作为毛泽东政策的热诚的执行者周扬给予“百花”运动充分保证的时候，批评日益加强，日益普遍。非党知识分子，包括章伯钧和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发泄了埋藏了六年的牢骚。对于党的具体做法的批评马上变成了对于党本身的批评。有些人主张，不仅是干部的官僚主义方法，而且也是党本身的特权地位造成了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有人要求，应该允许民主党派独立于中国共产党。
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的主编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组织讨论会，让非党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上给这些讨论会以充分的报道，使这张报纸成了要求政治自由和文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储安平指责党在“搞家天下”：[56]它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战斗口号，因此他们谴责党政不分，并宣称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是冒牌货。他们要求制度改革，以便决定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使其他党派有发言权。有人援引西方的先例，也有人援引传统的先例。罗隆基此前曾要求让学者在政府中发挥作用，就像旧时代的文人那样，他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学者们是有一些领导艺术的知识的。”[57]他曾经敦劝过国民党让知识分子参政，同样，他现在呼吁党也应该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
许多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在自然科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甚至怀疑毛泽东思想是否跟学术有任何关系。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决定我们的问题）……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界总结……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应当如此”。[58]为王蒙辩护的刘绍棠认为，毛泽东的两次《延安文艺讲话》不再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了。他承认，在游击战争时期有必要使文艺大众化和政治化，但是，自那以后人民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只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他坚持说，这些作品事实上是效果全无。“再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来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59]
到了1957年5月中旬，知识分子在报刊和座谈会上发表的批评言论被北京大学学生所采用。他们贴大字报批评官员和学术工作的政治化。他们的大字报贴在众所周知的民主墙上，他们集会的地方称为民主广场。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向其他校园，鼓动那里的学生。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报道了这些事件，从而鼓励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大学生主办的形形色色非官方的报刊和小册子表明，“五四”时期所介绍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尚未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不过要求从党对专业工作的干预下得到稍大一些的独立性，但也有人要求实行能保障他们的言论和批评自由的法律制度。有几个人走得很远，他们谴责党对权力的垄断，要求解散党。
学生活动分子把自己看成是“五四”运动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也受了苏联非斯大林化、南斯拉夫改革以及裴多菲（以19世纪匈牙利伟大诗人命名）俱乐部的影响——后者是匈牙利事件参与者中一个论战性的青年俱乐部组织。除此之外，他们也相信自己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要同官僚主义做斗争，以改进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起最直接影响的是“百花”运动第一阶段中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刘宾雁和王蒙所发表的故事。它们敦促人们对整个制度作批判性的思考，并且突出了有主见的青年对现状怀疑和挑战的模范作用。
最敢于发言的学生领袖之一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把自己看成是刘宾雁的小说《本报内部消息》中的女主人公黄佳英——这是一个支持工人反对当局的女英雄人物。胡风是轰动一时的案件。林希翎和她的同伴们争辩说，胡风并不像党所声称的那样试图推翻政府，但是他已经预知“百花”运动的到来。清华大学的一张墙报号召学生为胡风事件伸张正义，就像法国自由主义者为德雷福斯案件战斗那样。林希翎及其同伴要求按照法律手续对胡风进行公开审讯，同时她在学生集会上宣称，历史将证明胡风是时代的英雄之一。因此，尽管党坚持反对胡风的运动，他的榜样还是激励了一些青年学生。
“百花”运动表明，尽管进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输，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人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几十年前所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不管是通过苏联的渠道或者是通过他们前辈的著作，他们仍然继续了“五四”时期的传统。
“反右运动”
“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大出乎党的预料之外。党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时期是如此。但是，尽管党限制了范围和规定了批评的条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超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而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它释放了比党所预计的更多的被压抑的不满和牢骚。批评的不断扩展、独立小集团的组合以及特别是学生们反对中共当局的示威游行，使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6月8日发起了对它的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做“右派”。政策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也由于连续的经济困难所致，共产党政权把这些困难主要归因于知识分子批评的有害影响，他们的批评削弱了谋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热情。党想把不满情绪从对政府移向对知识分子。
在1957年年中，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加紧了它们的控制，但是唯独中国的钟摆摆动得最厉害，这表明领导上把“百花”运动中的抗议看得很严重。这种反应之所以更大一些，也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原来以为知识分子受够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看到对党那么多的批评之后，他大失所望。“反右运动”标志着毛泽东放弃了把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想法，他越来越关注作为下一代领袖的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还不够高的情况。
由于“百花”运动的批评突破了党所设置的限制，“反右运动”是仿照以前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它搞得远为彻底，受到批判的人数也更多。横扫的矛头直指那些最敢说话的人。几个重要的靶子，即某些小集团的代表人物，被挑出来作为教唆者。他们的批评被说成是政治颠覆活动，在他们最后坦白交代以前，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谴责。首先，党指出民主党派的领袖章伯钧和罗隆基以及《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为所谓的反党阴谋集团的领袖。和在从前的运动中一样，他们的民主党派同事们起来批判他们。尽管在反胡风的运动中有些知识分子能保持沉默，但在“反右运动”中，实际上所有知识分子都被迫参加了。有些人的参加是为了自救，或者是为了当官向上爬；有些人的参加则是因为别无选择。民主党派再一次回到了自己被动角色的本来面目。
除了像林希翎这样一些学生活动分子以外，作家刘绍棠被挑出来作为最危险的青年右派分子。王蒙的处理则比较宽大一些，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事实上，王蒙很少被提到，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曾嘲笑了对他的故事发动的攻击。为了重新加紧一度在“百花”运动中放松了的对报刊的控制，《人民文学》的编辑秦兆阳和要求刊物独立的《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刘宾雁，成了主要的靶子。最初，这两人坚持说，他们只是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刘宾雁说他的批评者——文化界的领导人们——像“‘变色龙’，因为他们春天可以让青年反官僚主义，秋天又可以说青年反官僚是偏激情绪”。[60]
虽然大多数参加“百花”运动的最直率的发言人都受到了攻击，但他们不是“反右运动”的主要焦点。老左翼作家，特别是丁玲和冯雪峰，再一次受到了最大的注意。他们被挑出来，极大可能是因为他们同周扬有宿怨。尽管在游行示威中和大字报上都批评了周扬，但他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却像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沙皇，并且终于清除了他的宿敌。除了宗派原因以外，也有证据表明丁玲仍然在年轻作家中拥有很大影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把她视为导师。周扬在“反右运动”中的主要发言人邵荃麟描述过丁玲的作用：“被丁玲和她的一伙影响的许多青年都被引入了错误的道路。他们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反对党小组的权力。”[61]所有在延安跟丁玲在一起的人——艾青、萧军、罗烽——都重新受到攻击。他们在延安时代的杂文被重新印发，再一次遭到批判，特别是遭到据认为受到丁玲及其同伙哄骗的那些青年的批判。
周扬的另一个敌手冯雪峰在“百花”运动中很少说话，但也被指责要跟青年记者合办一个杂志，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其实，他和几位同事计划在“百花”运动中办一个独立的杂志并不是奇怪的事，他和丁玲之所以成为攻击的焦点乃是因为他们是著名的老党员。他们被认为比非党员的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解释说：“党内有了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越长，地位越高，对我们党的危害就越大。”[62]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威来曲解党的命令，制造公众舆论。丁玲及其伙伴之所以比“百花”运动中说过更多话的人更受注意，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威望可能转移对党的忠诚。
和在以往的运动中一样，那些一再大声地批判受害者的人能够升官，有时就由他们填补了受害者的职位。由于一大批知识分子曾经鸣放并被清洗，“反右运动”给一些人的晋升提供了很多机会。这种升迁的一个典型而又奇特的例子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的年轻的文艺批评家姚文元。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同周扬周围的官僚阶层结成联盟，在1955年反胡风和在1957年春季赞成自由化的运动中，跟随他们的路线鹦鹉学舌了一阵。他在反右斗争中批判老左翼作家时崭露头角，其中有几个人是他的父亲姚蓬子（作家）30年代在上海的朋友。在50年代末期，他已在上海的官僚宣传机器中当上了一名重要的官员。
到了1958年，在加紧控制知识分子方面，“反右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胡风运动波及的全部范围。由于它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跃进”结合在一起，于是表现出一种大张旗鼓的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以前历次运动相比，这一次运动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把政治信任优先地放在专业能力的考虑之上。与“百花”运动的优先次序正好相反，群众和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与威信则被贬抑。一方面，农民和工人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的；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浸染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被贬斥，因为他们“重业务，轻政治，追求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63]作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批判的观点削弱了对党的信任。周扬宣称，从此以后，文学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们不要阴暗的负担，而是要文学给人以鼓舞。”[64]
“反右运动”比从前的历次运动清洗了更多的人。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那些被划定了的人都要被同事们和家属们谴责，并被迫作出自我批评。运动的主要斗争靶子，例如丁玲，境遇最惨。他们被开除出党；失去了他们专业协会会员的资格；被赶出了图书馆和大学的工作岗位。由于知识分子要进行劳动改造，党的干部接替了他们的文化教育工作岗位，使党比从前更加稳固地控制了知识界。虽然“百花”运动曾经想弥缝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裂隙，但“反右运动”却更加扩大了这道鸿沟。
一般地说，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见的思想，在知识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因为他们仍然投身于党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事业。知识分子从整个人民中被孤立了起来，而国家因为有权力用就业问题、开展运动和劳动改造来进行恫吓，所以能很轻易地压制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取得的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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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全集》[482]，第6卷，第437—438页。
[2]罗伯特·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454]。这本书描述了党用以改造知识分子的心理方法。
[3]《解放日报》[126]，1941年10月23日，第4版。
[4]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475]，载《解放日报》[126]，1942年3月12日，第4版。
[5]《还是杂文的时代》。
[6]丁玲：《三八节有感》[716]，载《解放日报》[126]，1942年3月9日，第4版。
[7]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载《解放日报》[126]，1942年3月11日，第4版。
[8]同上。
[9]蒂莫西·奇克所译王实味未发表文章中的《政治家和艺术家》，载《凋落的野百合花》[99]，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