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9部分在线阅读

[46]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载《党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1页。
[47]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载《党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2页。
[48]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709]，同上书，第7页。
[49]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第13页。
[5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184—207页；中文版，第5卷，第168—191页。
[5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人民内部矛盾》，第18—19页。
[52]沃克：《回顾集体化》[760]，第35页。
[53]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35页。
[54]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662]，第293页。
[55]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41页。
[56]同上书，第243页。
[57]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18、119页。产值的增加是以总产值衡量的。如以增值衡量，上升的比率只为3.8%。杨坚白、李学曾：《农轻重结构》[825]，第106页。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244]，第115页。
[59]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50页。
[60]棉布、植物油和肉类消费量的估计根据官方产量和人口资料作出，官方的产量资料已对出口占用的部分做了调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44、163、221、312页。
[6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368页。
[62]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34页。
[63]中国人把他们的人口按照城市—乡村和农业—非农业的标准来划分。前一种划分主要根据居住的地点，不过定居地必须达到最低的面积以符合城市的标准，并且对住在城镇郊区的农民的态度随着1949年以来进行的每次人口调查而有所变化。农业—非农业的区别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通过配给制享受国家出售的粮食，这种资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对粮价的津贴越来越多。同时，非农业人口不包括有些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明显的如没有资格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但包括有些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如从事运输、商业和政府行政的国家职工。
[64]沃克：《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第68页。强远淦、陈雪薇：《重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125]，第35页。
[65]小岛丽逸：《中国的粮食收购和供应》[396]，第66—69页。托马斯·P.伯恩斯坦：《1955年春粮食供应危机时干部和农民在不稳定和被剥夺情况下的行为》[45]，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27]，第365—399页。沃克：《回顾集体化》[760]，第14—15、21、26—27页。
[66]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88页；《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244]，第47页；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601]，第34页。
[67]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88、99页。
[68]同上书，第90页。
[69]拉迪：《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423]，载德恩伯格《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经验》[200]，第176页。
[70]拉迪：《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收人分配》[423]，第176—177页。
[71]拉迪：《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分配》[421]，第25页。
[72]根据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拨作“积累”（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的库存物资）的国民收入份额的中国人的材料作出，都以中国的通货计算。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21、354页。这个份额稍高于根据1982年前掌握的零星材料作出的估计数，1982年中国发表了全部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分别计算的进口货。
[73]克拉克：《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73]，第30页。
[74]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200—201页。
[75]克拉克：《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73]，第36、190—191页。
[76]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与对美政策的关系》[214]，第170—172页；伍修权：《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817]，《北京周报》[568]，47（1983年），第20—21页。
[77]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214]，第170页；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的分裂》[281]，第233页。
[78]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174]，第402—403页。
[7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30页。根据不同的苏联材料作出的更早的西方估计显示，中国的贸易结余在1956年出现。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214]，第158页。
[80]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583]，载《红旗》[345]，13（1981年），第64页。
[81]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人民内部矛盾》，第30页。甚至在1月后期提高指标之前，为1956年定出的一些特定农作物的产量指标至少在1955年11月和12月之间提高了一次，11月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宣布了初步的指标，12月则是计划最后定下来的时期。强远淦、陈雪薇：《重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125]，第34页。
[82]最初发表在《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报告于两年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但是在“文化革命”中，西方学者已经得到了这个报告的文本。
[83]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86—91、122—126页。
[84]马寅初：《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491]，《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29日。转载于《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第2卷[490]，第121—144页。《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492]，《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12日。转载于《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第2卷，第145—169页。
[85]国家计划委员会：《初步研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680]，《计划经济》，4（1957年），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