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78部分在线阅读

[6]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工业发展》[82]，第71页。
[7]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601]，第6—28页。
[8]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536]。
[9]埃德温·W.波利：《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对美国总统的报告》[564]，第36—37页。
[10]珀金斯：《1368—1968年的中国农业的发展》[578]，第64页。
[11]关于通货膨胀的详尽的分析，见周舜莘《1937—1949年中国的通货膨胀》[146]；张嘉璈《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1939—1950年在中国的经历》[84]；阿瑟·N.杨：《1937—1945年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834]。
[12]1941年，中央政府名义上重新确立了中央对土地税的控制，这主要是作为直接控制粮食的一个手段。但是从财政的观点看，由于中央答应弥补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这个变革的重要意义被抵消了。见张嘉璈《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84]，第140—141页。
[13]报道的赤字为2.89亿元，发行的公债总数为2.132亿元。但是预算收入包括公债收入，所以根据当期收支相抵的赤字（除去公债销售等弥补项目）为5.02亿元。这样，赤字的2/5稍多一些由公债销售弥补。李卓敏：《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的估计》[441]，第143、152页。
[14]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介绍》[602]，第26页。
[15]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分配》[421]，第41、165页。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474]，第66页。
[16]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政工作的方针》，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113]，第98—107页。
[17]查尔斯·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618]，第76页。
[18]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英文）[681]，第35页。
[19]这两个百分比根据官方的增值数据作出，这些增值数据与20世纪50年代公布的总值材料略有不同。工业增长速度有上调的倾向，因为它是以注重发展更快的生产资料部类而忽视发展较慢的消费品部类的价格结构为基础的。杨坚白、李学曾：《农轻重结构》[825]，载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488]，第106页。
[20]珀金斯：《20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579]，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580]，第122页。
[21]发展中心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较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1950—1966年》[559]，第22、26页。
[22]《较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1950—1966年》[559]，第21、25页。
[2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30]，第1卷.第98页。
[24]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35页。
[25]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苏联的经济结构和成绩》[278]，第108页。
[26]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38页。
[27]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30页。
[28]M.加德纳·克拉克：《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和苏联的技术援助》[173]，第4、13页。
[29]李卓敏：《共产党中国的统计制度》[442]，第13页；奥德丽·唐尼索恩：《中国的经济制度》[202]，第458页。
[30]唐尼索恩的《中国的经济制度》[202]中有对经济官僚机构演变的最详尽的描述。
[31]拉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分配》[421]，第15、206页。
[32]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83]。
[33]肯尼思·R.沃克：《回顾集体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会主义高潮”》[760]，第24页。
[34]同上书，第9页。
[35]同上书，第23页。
[36]肯尼思·R.沃克：《回顾集体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会主义高潮”》[760]，第24页。肯尼思·利伯塔尔：《1949—1975年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451]，第68页；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443]。
[3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354页。
[38]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113]，第189—203页。
[39]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785]，第19页。关于1951年产量和收购量的下降与1953年生产和收购的指标，见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113]，第190页。
[40]陈云在1951年5月的讲话中对没有铁路运输把粮食从有大量余粮的四川省运出表示惋惜。《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113]，第129页。这种关心无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宝成铁路的重大努力的基础。这条路线在四川盆地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提供了最早的铁路联系，于1956年通车。
[41]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113]，第190—191页。小岛丽逸：《中国的粮食收购和供应》[396]，第66—68页。
[42]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塔尔：《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一种非毛主义的可取办法》[425]，ⅩⅨ。
[43]沃克：《回顾集体化》[760]，第24页。
[44]强远淦、林邦光：《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24]，载《党史研究》[695]，1981年第1期，第11页。
[45]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4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290—291页；中文版，第5卷，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