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7部分在线阅读

除了渐进主义外，共同纲领采用了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把敌人的范围缩小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新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和把西方企业排挤出去的政策的确深得民心，不过这种爱国主义的呼吁多少因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而受损。“官僚资本”——由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经营并被新的国家没收的有限几个大企业——也是众矢之的，在私人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是如此，后者由于国民党对关系良好的企业的偏祖而严重地受到损害。最后为封建势力，它被限定为只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不但不把富农列为敌人，而且维持“富农经济”的需要成了中共农村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毛泽东在1950年初期所阐述的，这种方法更有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20]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问题有紧密的关系。
统一战线也被尊奉而抬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所建立的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正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在其中为统治阶级。在采用这个概念时，中共摆脱了流行的苏联关于国家形式的正统观念。虽然苏联的理论家们在1948年前也同意资产阶级作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立场在与铁托决裂的同时完全改变了，俄国人这时拒绝承认中国人的主张。党的领导人坚持其立场直到1953—1954年（这时中共的作者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基本相似的），以此表明他们不但重视统一战线，而且在情况许可时决心坚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独立。
尽管采取这种维护独立的态度，苏联的影响在总的理论方面以及在具体政策方面仍是巨大的。苏联理论教科书在中国广泛地被人们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用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渐进主义的参考。在更广泛的政治观念方面，国家形式当然与苏联国家形式完全一样——专政归根到底仍是共产党专政。因为正如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所明确的那样，组成国家的几个阶级不是平等阶级的联合。这个联合由工人阶级——也就是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其他阶级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就资产阶级——这是与苏联人争论的一个原因——而言，这种教育的确可能是严厉的，因为它被描述为动摇的阶级，有剥削的一面。在最初，统一战线的观点强调了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在建立新中国时的作用，但是民主专政总是能很快地重新规定“人民”中任何成分的政治地位。
军事的和大区的统治
1949年的形势决定了共产党的统治最初将是军事的和分权性质的。由于新解放区落到了人民解放军手中，消灭“土匪”反抗的任务依然存在，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最初是作为地方最高当局而设立的。但是，这些机构显然是临时性质的。根据共同纲领，军事管制的期限严格地根据地方情况而决定，并且一旦可行，文官政府就取而代之。类似的情况是，地区间的巨大差别需要分散的管理，因为没有一项统一的政策能适用于全国。但这从一开始也表现为过渡性的。根据这一职能，中国分成了六个大区（不包括内蒙古和西藏，它们要单独治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中四个大区——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而华北和东北则交给了人民政府，以表示军事任务胜利完成。这些大区管制机构在名称上变了几次，一直存在到1954年，但是随着情况许可，它们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中央。党的大区的局和军区也是在同样的地理基础上存在的，但它们也在1954—1955年先后撤销。
从军事统治向文官统治的转移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开始时对党政机构行使广泛的权力，但其人员很快就被他们前往管制的单位所吸收。不到几个月，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协调和监督的机构，其办公室大部分没有办事人员，因为行政职能日益被新政府直接承担。到1951年，它的职能基本上减少到治安和卫戍事务方面，因为地方政府这时单独发布命令了。在长期革命斗争时期政工人员和军事人物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关系的事实无疑能有力地解释向文官统治转移的顺利性。但是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的明确区分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21]这个原则反映在大区的任命上；除中南外，每个大区的党的第一书记这一关键职务都由政工人员担任；中南则由人民解放军最有战功的将领之一和毛泽东的长期亲信林彪任第一书记。此外，政、军作用相对有限的区别要大大扩大。共同纲领号召包括组建空军和海军的军事现代化；在苏联的大量援助下，朝鲜战争提供了认真进行现代化的动力。虽然许多解放军指挥员担任了文职工作，但大部分人在日益专业化的军界找到了充分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在1949—1952年期间，大区行政机构的权力一直相当大。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这个情况并不明显，因为它们被直接置于北京政务院的领导之下，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但事实上由于缺乏经验的政府机构刚刚立稳，只有初步的计划和统计能力，大部分事情必须交给大区去做。此外，由于地区之间的情况和问题大不相同，中央的领导人对需要多么大的大区权力心中无数，于是容许相当程度的地方试验。总的格局是，中央以相当全面的形式制定政策，而把贯彻政策的步伐和方式的问题交给大区。例如，在1950年中期，北京当局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但是显然没有设立任何中央的监督机构；贯彻的进程由在各大区政府中设立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
地图3　行政大区，1949—1954年
（注：1952年末，察哈尔划入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平原划入河南和山东。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时，松江并入黑龙江，辽东和辽西合并成辽宁.绥远并入内蒙古，宁夏成为甘肃的一部分。1955年，西康划入四川和西藏.热河划入内蒙古、辽宁和河北。1958年，宁夏重新出现，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大区的权力还从以下的事实中反映出来：在最初，中共的几个最有权力的人物领导了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总观最高的精英人物，约2/3的中央委员这些年在北京以外工作。变化的一个主要迹象是，随着这个时期的过去，这些领导人逐渐调到中央。到1952年，大区最有势力的人物已在北京担任重要的工作，虽然他们一般仍然兼职，继续行使其地方权力。此外，由于中央官僚部门职位的增加和大区间的情况更趋于一致，有些特定的权力转到了北京。例如在1950年3月，政务院公布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决定，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例如在1951年11月扩大大区任命权的决定中，继续分散管理的需要也被承认。
当然，分散管理会给忽视中央指令精神以便增加某种地方利益的“地方主义”倾向以活动的余地。在1949—1952年，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发生在南方的广东省，涉及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地方干部在贯彻时，进行得比其他地方更为温和和缓慢，这样就引起上级的批评，主要人物最后被从外面派来的新领导所取代。但是关于这个事件，意味深长的是地方干部的主要对立者与其说是北京的中央当局，不如说是位于武汉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这几年中，表明大区抵制中央权力的证据的确很少，虽然大区不可避免的“错误”要受到北京的批评。中央领导人承认确已出现的差别，认为在种种情况下，差别不但必要，而且是可取的。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各种规划首先在形势更稳定、组织资源更丰富的华北和东北试行，只是在情况容许时才向南推广。西北和西南在贯彻各种规划时尤其落在后面，但不像广东的那次事例，由于“土匪”的有力抵抗，北京接受这些大区的落后情况，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大区特殊性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东北。这与后来关于高岗已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的歪曲的指控（下面将进行讨论）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反映了以下一个事实：由于种种原因，东北是最进步的大区，并且充当了全国其他大区的前导。第一，东北得益于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工业化，所以具有最发达的经济基础。它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国工业产品，在1952年提供了52%。第二，由于东北是第一个完全解放的大区，它能够更快地朝全面地执行政策的方向发展，到1950年，它开始能够制定大区计划。最后，靠近苏联和苏联拥有大区的铁路和旅大港这两个事实，使它容易得到苏联的援助和受到苏联的影响。例如，东北实行了苏联的经济管理方法（虽然因缺乏技术人员而遇到了困难），这些方法一般得到中央领导的赞同，准备在全国推广。
东北的示范作用——政策在全国范围推行之前先在那里试验和修订——不限于先进的工业部门。在青年工作方面，东北全区，特别是哈尔滨，被树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时期发动的群众批判运动之一——集中反对城市腐败现象的“三反”运动——最早在东北试验性地开展。北京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人物、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一篇记述东北印象的文章概括了中央领导的态度。她写道，中国有光明的未来，“我们的东北正走在前面”。[22]北京鼓励东北的带头作用，同时把西北和西南看做落后地区，在那里执行迥然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适宜的。
土地改革
总的来说，新解放区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土地改革。对这项工作中共带来了在处理城市更为复杂的情况时常常缺乏的经验和人员。到解放军渡江时，党毕竟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农村革命。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人曾经试行各种各样的方式，并且改进了一整套动员农民的方法。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党在广大农村面临的工作，甚至比在城市进行的工作更加困难。首先，甚至党的最高领导也不完全清楚过去的经验对新形势的适用程度如何。毛泽东在1950年初期要人们注意已经起变化的形势：“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23]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已夺取了广大的领土。即使中共在1949年能把它的450万党员全部派到这些地区，由此形成的干部力量仍不足以渗入广为分散的农村人口之中。此外，党员作为外地人来到新解放区的村庄，对当地情况了解甚少，抱着以完全不同的农业和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想法，常常甚至不能讲当地话。由于人员分散，他们又有外地人身份，到1952年秋中共在占90%的农村人口的地区完成土改的成就证明了它更早时期经验的贴切性和党的领导人的决心。
最初向农村的渗透以解放军部队的形式出现，它们从城市向农村集镇，然后向村庄展开。这些部队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地限于收缴当地民众的武器，执行治安任务和组织村的民兵。紧跟解放军前来村庄的是由干部组成的小组或略大的工作队。只有一小部分——最多也许为10%——是有北方农村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大部分人是学生和其他城市知识分子、与地主和富农有家族关系的农村知识青年、城市的失业人员，以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有的话）。激进的青年以及有问题的阶级背景常常可以作为这些政治工作者的特征。
他们的最早任务之一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征税以支持新政权。这项工作必然造成干部和农民之间的摩擦，在接管后的第一年试图征收粮食税时有3000名以上的干部被杀，这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当新政策越来越明显地把负担从穷人转到富人身上时，就产生了对新秩序的支持。在这个开始阶段干部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反“霸”——换句话说，是旧名流中最暴虐的人——斗争。在这些努力中，没有一个没有障碍。“恶霸”是一个武断的称呼；农民常常偷偷地把地租退给地主；到1950年秋季，只有20%的仓促组成的农会被判定是可靠的。的确，在土改的这几个阶段及以后，工作常常必须重复两三次，才能取得成功。整个努力的局限性在土改结束时的调查中进一步暴露出来，调查表明，在有些地区只有40%的农民加入农会。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再分配——这项主要工作做准备。在1950年6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指导这项工作。新的法律和刘少奇就这个法律作的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当前情况不同于北方战争时期的土改和维持“富农经济”的政策的观点，它们为这个规划明确地提出了合理的经济内容。这样，土地改革的主要作用是济贫的观点被否定，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观点受到重视。此外，土改法对这一点充满信心，即可以用来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能够不费力地战胜地主的反抗，并且坚持政治秩序是贯彻此法的先决条件。
但是，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准备工作遇到了困难，这已经使上述的分析要打些折扣。一个因素是，农民对中共的方案将进行到什么程度心中没有底，特别是对再分配将会影响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这一点表示关心。根据中共的观点，更为不祥的是普遍存在的地主压迫农民的传统力量和影响。普通农民干脆不敢反对那些长期支配当地的势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的统治不可逆转这一点几乎没有信心。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是传统村庄的阶级界线不清。对各种富裕农民阶层和地主之间的区分，外地来的工作队往往比当地农民更加清楚。还有，社会的紧张状态由于在困难时候地主对农民的传统义务，以及特别的家族纽带、在本地居住和同为一个氏族而缓和了。所有这些联系都能被地主利用（而且已被利用）去破坏农会，隐瞒土地及财产，并通过秘密会社及其他手段去保持原来的权力结构。
1950年夏末，当反映当前农村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力量的报告引起了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的注意时，政策开始被重新考虑。到11月和12月——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明显地出现了向更激进的路线的转移。几项官方声明把朝鲜冲突引作这一转移的根据，加剧的社会紧张状态和国民党重返大陆的谣言当然是一个因素。然而，改变的根本原因仍是比较温和的方案已经遇到的种种巨大困难。
结果，逐步加强贯彻的新土地改革方案强调阶级斗争和动员群众，甚至不惜冒某种社会动乱的风险，这与土地改革法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南的主要官员邓子恢（他很快将成为中共的最高农业专家）攻击和平土改并且断言政治必须放在经济前面时，他实际上在批评六个月前的官方路线。指出以下事实很重要：即使这样大的政策转变，也几乎没有政治争吵，因为刘少奇和其他阐述更早路线的人仍保持他们显赫的地位。毫无疑问，这部分地是由于毛泽东自己也曾经主张较温和的政策，而且这还反映了所有有关的人都愿意把改变方案当做根据新迹象做出的必要调整，而不是当做取得政治利益的争端。
在新路线下，土地改革被发动起来了。重大的步骤是确定全体村民的阶级成分，然后是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生产性财产。在此过程中，县一级土改委员会派出的工作队起了领导作用，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净化农会，从中选出积极分子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绝大部分新领导从贫农中吸收，虽然官方政策把1/3的农会领导职位保留给中农。在许多地区，中农由于有技能，能够取得支配地位。此外，工作队通过诸如“诉苦会”和公审，设法动员全村反对地主。这些方法使地主当众丢脸，审判的结果是大规模地处决这个阶级的成员，也许有100万至200万人。[24]在“不要过早地纠偏”这一新指导方针下，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常常对地主不受约束地施加暴力和采取残暴行为，这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虽然和平土改的报道在整个运动中继续出现，但是继续划分阶级界线和制造对抗的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厉害的后果。
作为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土地改革成功地把43%的中国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贫农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中农获益最大，因为他们最初具有更有力的地位。土地改革对总的农业生产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仍可以争论。总之，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旧的社会精英被剥夺了经济财产，其中有的人被杀，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已受到羞辱。决定性的事实是，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这些贫农和中农的眼界已被中共的有阶级倾向的观点扩展了。
在完成这次农业革命时，党同时采用了强迫和说服的方法。经常宣传旧制度的邪恶和新制度的优越当然是赢得农民对中共方案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地主使用的武力是使全体农村人口相信谁有力量的关键。可是党的政策给农村里较穷的人提供的实在的报酬却与强迫同样重要。实行更公平的税制、减租，最后是分配土地（另外还给最积极的人分配领导职务），这些大大地有助于农民群众相信党的事业的正义性。由于在土改期间中共显示了它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又是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地提高了将来在农民中的说服力。
城市群众运动
在土地改革激烈地改变中国农村生活的同时，一系列城市群众运动给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运动中最重要的有：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到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的严重紧张和忧虑。如同在乡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规模地使用，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用暴力的程度则小得多。[25]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还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26]这些运动向社会广大阶层表明了党的社会改造这一目的的全部内容。由于重点从安定人心转到加强控制，许多到那时为止基本上搁置不管的集团也被卷进了直接斗争的旋涡之中。到1952年底，对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来说，中共已经成为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
这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总之，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个现实，不满分子被卷入朝鲜战争造成的潜在机会所鼓舞。社会总的紧张程度由于1950年秋末发动的指导所有集团去“抗美援朝”的运动而进一步加剧。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27]
虽然朝鲜战争无疑促使态度改变，并使各种运动比没有朝鲜战争时更为严厉，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人利用了朝鲜形势去推动不管怎样都要进行的工作。对付反革命分子的各种措施在朝鲜战争前已经拟就，“动摇的”资产阶级和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显然已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的确，大部分重大的运动是在参加朝鲜战争后一年的1951年秋季开始的，但毛泽东后来指出，只有在土改完成以后，才能发动“三反”和“五反”运动，所以国内的考虑是首位的。[28]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是间谍和积极对抗新政权的人。在打击目标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前国民党党员和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组织，以及秘密会社的头子。但是，“反革命”的定义极为广泛，在进行运动时，被波及的看来不但有积极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替代的领袖的真正有名望的地方人物。在进行运动时，中共表现出一种避免苏联公安工作方法的有意识的努力。虽然运动在许多方面是以夜间逮捕为特征的传统的警察活动，但毛泽东的指令强调了独特的中国方式。首先，在挖反革命的过程中争取群众参加，并且认识到避免因过头行为而引起舆论不满的必要性；为此，非党人士被邀请参加监督运动的委员会。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坚持党委的权力应高于一切公安工作。这与斯大林的做法完全相反，那里的秘密警察实际上是能使党感到恐惧的独立的等级组织，而毛泽东则强调高级党组织要严格核查反革命事件。
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有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三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干部，特别是那些由于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已经有贪污行为的财经部门的干部。虽然这些人中包括一些比较高级的共产党员（不过没有中央委员或部长），但绝大部分或是留用人员，或是新干部，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一直是可疑的。“五反”运动明确地指向不法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他们涉嫌全面地进行经济犯罪，并欺骗国家和公众，但是运动的更大的目标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正在遭到打击的是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容忍的一整套城市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在鼓励资产阶级的官方政策中带头的许多干部已经认为资本家是社会中最进步和最能干的人。就资本家而言，他们则希望继续营业和过富裕的生活。最后，主要的知识分子珍视独立思考，抵制强加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