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6部分在线阅读

最后，以下几点关于苏联模式的概括的评论是合适的。第一，事实上不存在单一的苏联模式。虽然所仿效的制度和经济方面的基本类型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体制的类型，但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历史中的一系列时期和实践却大有选择的余地。例如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共在寻求指导方针时更多地着眼于斯大林在1927—1929年与布哈林辩论期间所详细阐述的原则，而不是1929年以后斯大林式集体化的实践。第二，即使大规模实行苏联方法的强烈愿望可能存在，但是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源的情况能够严重地限制苏联方法的采用。另一个要考虑到的问题是，在改变具体的苏联做法时，中共不一定拒绝苏联的建议。在1949—1957年的整个时期，苏联的领导和专家认为，他们的错误是中国人能够和应该从中得益的教训。特别是斯大林死后俄国人自己对这个独裁者做法的批判，常常对中共关于改变现行方法的必要性的想法产生影响。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以下的事实：除了对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外，苏联的影响还起着广泛的作用。虽然主要领袖人始终认识到（即使认识程度时大时小）有必要使苏联经验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一般官员和普通群众却被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公开强调所压服。尊苏联为“老大哥”的宣传手法以及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口号难以鼓励批判性的仿效，结果在许多领域中出现了盲目照抄的情况。再从另一个意义说，苏联的正面形象容许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捡起俄国知识分子中某些较少正统性的倾向，虽然苏联和中国的官员们对此都有非难。总而言之，在整个1949—1957年时期，苏联的各种影响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在对中共的政策和中国社会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并非党的领导人所能控制，更重要的倒是，它反映了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当这些领导人——或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在1957年以后认清了与苏联道路决裂的必要性时，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许多苏联影响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
巩固和重建，1949—1952年
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传统的首都北京在1月份通过谈判投降而易手。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在4月很快占领上海，在5月占领华中的武汉三镇。从此，解放军几乎没有遇到持久的军事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不久，解放军在10月攻占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最后在12月抵达西南城市成都。到年末，只有西藏和台湾在北京新领导的控制之外。西藏的局势将到1951年通过军事行动和与地方当局谈判双管齐下而发生变化，而台湾问题则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国家未竟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49年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40年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缺乏全国的统一。这个事实是中共领导人在紧紧地抓住仍未解决的问题时的巨大的本钱。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毛泽东在1949年9月表达了他们的情绪：“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1]
虽然在有文化的精英眼中，全国统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权合法化了，这样它就可以取得社会改造和现代化所必需的更深入的政治控制，但它势必面临自远古以来就支配中国社会的地方主义。虽然中共在开阔党在革命时期控制的华北农村的眼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大部分农业地区，农民的认识和利害关系局限于他们的农村及附近地区的事情。甚至在中国的城市，平民百姓的生活也通过小的社会集团而结合在一起，他们很少有在都市或全国搞发展的觉悟。
因此，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就需要国家以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而这种渗透转过来需要谨慎地发展组织才能和认真地进行群众动员，以促使社会各阶层摆脱它们的狭隘观点。通过深入社会，中共能够开发新的支持源泉。同时，它冒着与受到影响的集团不和的风险。新领导人还面临从十几年大规模战争更直接地遗留下来的问题中产生的任务——必须克服长期以来与中共斗争的人的继续反抗，必须振兴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必须恢复井井有条的政府活动。这一切将使中共用尽其才能和智谋。但在同时，局势又创造了渴望和平与秩序的厌战民众对它支持的巨大源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毛泽东及其同事谈到，在三年内把中国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和建立必要的政治控制和组织力量，然后才能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实证明，这个规划引人注目地接近完成。
这个恢复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互相冲突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初期需要恢复经济和使人们在政治上接受新政权。有理由让社会上的主要集团安心，对它们的利益作出具体的让步。但是，这种安定人心的政策同建立牢固的组织控制作为计划中的发展的前奏这一迫切需要严重地对立。虽然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而且是领导内部辩论的题目，但在1950年下半年，重点有了明显的转移。从那时起，即大致在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同时，中共的社会规划加强了势头，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它的政权以比开始时远为彻底的方式向社会渗透。但在执政的大约第一年中，鉴于形势的不稳定和党掌握的资源有限，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安定人心方面。
最初的问题和政策
1949年新领导人遇到的问题和他们为解决这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和文化水平、农业形式、地方习俗、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差别都需要适当地作出不同的反应。但是，决定性的差别是1949年之前中共在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的程度有不同。虽然这方面的分门别类是很复杂的，但是在广义上，分为三类地区可以体现出基本的差别。第一类是华北、东北的“老解放区”，以及西北和拥有全国人口约1/4的华东的部分地区的“老解放区”，中共到1947—1948年，或往往更早的时间，基本上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建立了它的政权。革命在那里基本上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说过：“有了[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2]在这里，中共已经把组织往下建立到基层，吸收大量农民参加党，基本上消灭了有组织的抵抗，并且在改造社会的规划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从农村社会的较贫穷阶层中取得大量的群众支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1947—1948年进行内战的决定性战斗时，中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其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到1949年，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控制和在党以前没有统治的小块孤立地段开始土地改革，在别处复查土改成果和发展低级形式的合作社农业。到1950年中期，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被宣布完成，同年，这些地区约1/3的农户已被组成互助组，这是在集体化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
与老解放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解放区”，它包括华东和华中的大部分、西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以南的广阔土地。在新解放区，除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农村革命留下的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再加上城市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外，党缺乏组织方面的资源或群众支持。不像北方的持久革命斗争，新区的胜利是靠大部分是外地人的军队从外面进行的军事征服而取得的。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相反，它的形式是首先夺取城市，然后把控制向外扩大到农村地区。
缺乏共产党存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甚至在基本军事胜利以后反共集团仍然强大。最极端的形式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秘密会社的势力、少数民族和地方上组织的其他自卫集团继续进行武装抵抗。甚至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谈到在新解放区的边远地带有40万以上的“土匪”尚未肃清，晚至1954年，特别是在西北，解放军继续对这些力量进行扫荡战。但是据报道，到1951年中期大部分地区已被扫荡干净。这类武装抵抗显然延长了建立控制的过程，但是其利益在于保持现状的地方名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却更值得注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而土改必须从起跑线开始。
最后，在新区的城市中心，中共必须承担老解放区城市面临的一切任务——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失业现象；由于周围农村的局势不稳，它必须从更不安全的地位进行工作。虽然老解放区有利的农村形势使得那里的城市能够以比新区快得多的速度完成重建城市的目标，但是大约包括5000万人口的城市中心可以被考虑为不同于新老解放区的另一种类型。
除了华北和东北的少数中小城市外，中共在1948年后期以前不掌握城市中心，在此同时，它对攻占的那些城市中心的控制常常是脆弱而短暂的。1949年以前绝大部分城市是反共力量的中心，中共在那里的存在只限于比较单薄的地下力量，而南方的地下力量更比北方的弱得多。这些力量在接管城市时只能起辅助作用，从解放区来的党的干部往往看不起地下党员，在他们眼中，地下党员对胜利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种态度进一步在城市建立的新政权中反映出来，地下工作者在新政权中明显地只得到次要地位。权力则落到了其经历是在人民解放军和农村地区的外地人手中。
当中共进入中国的大城市时，它有着巨大的本钱；但它又为严重的力所不及所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49年碰到的一些问题因最后胜利的迅速来临而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个胜利大大地出乎党的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在1946年内战开始时，像周恩来等许多最高领导人预料斗争要持续20年共产党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甚至在1948年春当华北的战役转而对中共有利时，毛泽东预计要取得胜利还需要三年时间。[13]共产党控制区突然大扩展，使党深感进行全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员和技能不足。
一个解决办法是在中共扩大它的地理控制时迅速吸收新党员；从1948年到1950年底这段时期，中共党员从约280万人增至580万人。在进行革命斗争，然后对统治的要求成倍增长之时，这样大量的纳新是不可能严密控制的。邓小平在党代表大会上批评说：“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14]由于这种不加控制的增长和缺乏系统训练的情况，绝大部分农民新党员甚至往往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或者最基本的文化。另一个问题是，最新的党员是在最后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入的党。结果，党的领导人不能肯定，这类人的入党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还是出于机会主义。这样，虽然在接管政权前后党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必要的，但这充其量只能是部分地解决缺乏人才和技能的问题。
人力、技能和经验不足影响新解放区的乡村，但城市最尖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当党的领导接触到现代部门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缺乏经验。就人员而言，中共掌握了72万合格的人去充当政府的文职行政干部，而在国民党时期，政府中有200万以上的职位已有人担任。[15]虽然中共的不足和缺欠很明显，但是必须强调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带来的技能和经验还是丰富和合用的。虽然根据地远不如城市复杂，但是对一亿多人的管理显然已经培育了一整套行政技能。
类似的情况还有，尽管有延安年代特有的平均主义精神气质，中共已经在发展拥有擅长财政、商业、教育以及农业、军事的干部的专门行业。此外，早在1945—1946年中共对城市的统治不管多么有限，已经在巩固城市控制、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和真正经营城市企业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经验。的确，当1949年一些大城市易手时，中共拥有足够的受过经济管理训练的干部去接管支配现代部门的2700个大企业。此外，党最早的城市经验的激进的过头行为有助于在1947—1948年发展一种更温和的政策，这个政策成为在1949年充分阐明的纲领的基础。
但是，党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党的领导人将热烈欢迎城市革命阶段的态度。毛泽东在1949年早期宣称，“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6]当时他不但表示愿意把城市事务放在优先地位，而且承认城市方式最为进步，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这个态度表现在许多方面，如1950年强调吸收工人入党的决定，这一措施的效果是使中共更符合苏联的正统。领导的这种倾向所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是，确保城市问题以城市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摒弃那种“乡村城镇化，城镇乡村化”的“华而不实”的观念。[17]以前中共在华北根据地成功的关键是坚定地把力量集中在农村的实际问题上，城市统治最初阶段的成就几乎同样是由于全神贯注于与城市有关的任务。
尽管有这些本钱，技能和人员的短缺显然使党在1949年不能对城市进行全面的有效控制。在这些情况下，中共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限制党对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干预，而让社会其他各界照常工作；一是进一步开发人才资源，以确保政府和公用事业能井井有条地运转。占领当局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号召原来的人员继续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只有少数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被拘留；大多数官员继续做原来的工作，领取原薪。共产党干部被派往各行政机关和关键的经济企业进行政治控制和了解业务，但是实际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去做。
人员资源的第二个大来源是吸收来自学生和有文化的其他城市青年队伍的“新干部”（不一定是新党员）。这些知识青年具有随军进入城市的许多解放区“老干部”所缺乏的技能。虽然容纳这些新增的人员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也造成了仓促凑成的官员阶级内部的紧张状态。许多老干部自认为经过革命斗争年代的考验，看不起新干部和留用人员，认为他们不可靠。更有甚者，他们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于有能力而担任挑选的职务和对留用人员继续领取薪水而他们只领取革命供给制时期的日用必需品的情况深为不满。就新干部和留用人员而言，他们对老干部颐指气使的态度愤愤不平，认为老干部根据其过去的政治贡献享受了优惠的待遇。短期的措施是，党的领导人通过敦促不同的集团放弃其不满情绪和力争建立和睦的关系以解决这些产生的问题。从1951年起，采取的长期措施包括：把缺乏必要的城市工作技能的老干部调回农村；逐步增加对新干部的政治和专业培训，同时清除那些被判定为不可靠的人；在新吸收的干部变得可以使用时，罢免留用人员的官职。
虽然党的人员资源扩大了，但党在初期仍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于许多职能非新政府的现有能力所能承担，各种各样的私人集团被准许甚至被鼓励去向公众提供服务。例如，政府动员传统的慈善界给穷人提供救济，而在1950年私人团体和教会团体仍控制着近40%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这种做法来自初期所作的决定，即不仅仅要限制，而且要收缩党的活动范围。尽管中共最高当局几次告诫，不要把农村的阶级斗争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许多进入新解放城市的干部仍死抱着动员受压者的“左”的观念不放，并且设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动员。他们将其有限的资源少量地、不相称地投向整个居民区和小型企业。这种做法被刘少奇于1945年4—5月在天津倡导，后来为其他城市中心采用的措施改正了。刘少奇把政治组织作为中心，重新向现代的经济部门、教育界和政府部门分配干部，而对传统的部门则不加干涉。最后的结果是，由于中共控制真正重要的机构和力量，它左右未来事态发展的能力加强了。
刘少奇在天津的作为也使党能够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上作出让步，毛泽东在不久前已把经济问题列为城市工作的主要中心——恢复生产，特别是恢复工业生产。在这方面，新来干部的热情又证明是一种障碍。由于党以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正式鼓励工人提出种种要求和让劳工继续闹事，这类干部支持工人反对资方，结果由于工业上的斗争，许多工厂没有开工。刘少奇争辩说，这是阻止经济恢复的“左”的倾向。他制定了一些提倡劳动纪律、资方有权限定工资和开除行为过分的人员以及“合理”地解决争端的政策。对工人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利益决不是置之不理，但重点放在限制他们的要求并号召他们为了长期的利益而作短期的牺牲。
这些政策成功地恢复了生产。到1952年，全国的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最高产量。作为其结果，在缓和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击行动。此外，恢复工业生产，以及开辟内地的供应路线，这两者使国民党曾为此丢脸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这些进展，再加上诸如通过税收、公债和强制储蓄使货币脱离流通渠道，削减行政开支，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控制主要商品，以及严惩投机等方面的措施，成功地把国民党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在1951年减低到可以控制的15%。
同时，中共能够把恢复经济与加强控制私营部门的能力结合起来。虽然资本家看到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是取得劳工让步的有效的手段，但是工会与劳动法一起，也给中共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和适度地改善城市工人的境遇。此外，国有化大企业、国营贸易公司和银行的经济领导作用，通过贷款、签订统购产品和供应原料的合同、指定销售代理人和官方规定价格等措施，提供了控制资本家企业的有力的外部因素。结果，经济恢复的过程不但使中共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党的能力，决心在以后继续发展。
统一战线和民主专政
中共在巩固控制的过程中最初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它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支持，并把恐惧降到最低限度。一些因素对党起了有利的作用。如上所述，统一的事实导致了受教育精英的爱国主义支持和更广大的公众对和平得以恢复的宽慰心情。这还有传统的一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王朝而被广泛接受，有权树立自己的正统。另一个有利的情况是全民几乎一致地否定国民党，城市中产阶级更是如此。甚至诸如有充分理由担心共产党最终目的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欢迎共产党人。人民的希望和接受至少在城市中不仅仅是形势的产物，它反映了中共使各个主要集团和公众安心的长期努力。前面已谈过，文职公务员留在了他们的职位上，资本家在恢复他们的企业时得到了帮助。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对占领军的总的无可指责的行为有深刻的印象——这与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回城时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措施及其他措施不是即兴产物。相反，它们反映了毛泽东策略的鲜明特征之一——统一战线。在很大程度上，革命胜利依靠的是以下的原则：通过制定比较有限的目标和把敌人的界线尽可能缩小的办法来集合广大的盟友。这时应用于解放后局势的正是这种统一战线的做法。
这个办法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宣布的总纲和机构安排中反映了出来。一个关键因素是把新政权与过去联系起来，借此大力寻求正统性的最广泛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临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机构承袭了国民党1946年初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它表面上是为了寻求避免内战途径而成立的多党机构）的做法。与此相类似的是，统一战线本身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参加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是所谓的民主党派，这是中产阶级和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小团体，它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期间曾徒劳地试图成为第三种力量。不但这些党派的代表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正式分配给中共的代表人数，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意义同样深远的是中共为未来设想的蓝图——共同纲领——的温和及和解的性质。这个文件的特点是渐进主义。虽然文件中包括了长期目标，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目标，但重点放在当前的任务上。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18]毛泽东在1950年中期甚至更有力地强调党纲的渐进性质，当时他宣称：“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