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8部分在线阅读

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对情节最严重的人的直接惩罚，再加上施加的强大心理压力，破坏了有关集团的自信心。此外，这些压力摧毁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格局；关系——即基于家族、同窗和同事纽带的个人关系——再也不能保证提供反对国家要求的保护了。与此有关的是，党成功地在其他人的眼里贬低了这些集团，这些人历来对它们唯命是从。这样，以前接受其雇主的家长作风的小企业工人，这时开始采取官方的阶级斗争态度了。
在组织上，由于建立新工会和清理常常被资本家的朋友和亲戚管理的原来的工会，资产阶级对他们企业的控制被削弱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是吸收新精英在经济企业和政府中任低级职务。由于留用人员和受腐蚀的新干部被清洗，他们的位置和因经济发展而新设的其他职位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或更早涌现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所担任。在很大程度上，打击留用人员之成为可能，是由于已有了一批在以前几年受过行政工作训练，这时被提拔到更负责的岗位上的工人，而且运动本身也产生了大批表面上忠于中共纲领的新干部。由于继续需要现存集团的管理技能和知识技能，变化不像乡村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在这几年，城市与农村一样，出现了新精英分子。
最后，“三反”和“五反”运动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力。除了通过罚款和补税取得大量投资和发展的资金，两个运动还通过发放新贷款和订立政府合同（资本家在财政紧迫的情况下发现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大大地加强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此外，与这些加强了的外部控制同时出现的还有内部控制。关键的措施是，需要付巨额罚金的企业要把股票售给国家和进行公私合营，才能履行它们的义务；这个过程导致了派国家干部担任有关企业的领导职务。许多大型和中型企业成立的党支部，特别是在调查资本家“罪行”时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再加上加强了的工会，这一切使当局大大地加深了对私营经济领域内部经营情况的了解。结果，中共领导人已经具备真正进行计划经济发展的实力。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1953—1956年
由于城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政治控制大大地加强，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3年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新阶段。在这一年，全国性的经济规划开始了。起初，由于中国原始的计划和统计能力、朝鲜战争的需要、与苏联关于经济援助的谈判的明显拖延，中国只可能制定年度计划。但是在1953年中期随着朝鲜战争和与苏联进行的援助谈判的结束，更全面的计划工作可以开始了。最后在1955年年中，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被批准。
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从私营向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与有计划的建设同时进行。对改造的新的强调发生在1953年年中制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和10月份公布总路线之时。这一总路线在几个方面反映了与前一个时期的延续性。第一，它的特征是渐进主义；工业化和改造都要在大约15年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还有，总路线仍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实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将继续起主要作用。过渡的最早阶段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私营成分在其中日益与国营成分发生联系，但资本家仍将保持约1/4的企业利润。但是，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性质，改造的过程自然包括威胁资产阶级的几个方面，虽然威胁的形式不是大张旗鼓的。如同刘少奇在1954年9月所说：“那种认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可以]用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达到[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目的。”[29]
尽管有延续性，总路线仍意味着它是一项多少更加激进的政策，它反映了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概念。此外，1953年采用总路线时的政治形势表明，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几年前就已产生的分歧，即究竟使社会主要集团安心的做法应强调到什么程度，控制和改造它们的做法又应强调到什么程度。虽然毛泽东看来没有像以往在朝鲜战争、农业集体化和“百花运动”的决定中那样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但毛泽东这时在把重点更明确地转到改造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53年夏的一次重要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对富农的让步和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时的犹豫不决。但是与高岗事件（下面讨论）纠缠在一起的最尖锐的问题是新税制，它在1952年12月被财政部长薄一波所采用，旨在减轻私人资本家的纳税负担。毛泽东宣称，它的基础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30]
对薄一波的抨击可以用来警告其他有类似观点的人，以使他们了解加快变化过程的必要。这个警告是有效的，没有引起破坏，因为号召的政策转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毛主席强调了既防止“右”又防止“左”的倾向的必要性。此外，对薄一波问题的处理是为了党的利益而限制精英冲突的一个例子。在会上，毛泽东宣布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并号召团结。虽然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下了台，但是过了一年多一点，他又被指定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职务。
到1953年，中共已经积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赖以开始的大量资源。从经济上说，到1952年后期，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同时政府在其他部门所起的杠杆作用，由于合营企业和整顿过的工会的发展而增强了。从组织上说，除了从培训工作和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外，由于始于1951年和在1954年初期结束的“整党和建党”运动，中共已加强了力量。这次改造和吸收党员的运动清除了约10%的中共党员（约58万人），他们或是与敌对阶级有联系而受到腐蚀，或是对党纲完全缺乏信仰或认识；同时，这次运动以比较慎重的态度吸收了约128万名新党员，从而到1953年年底党员总数达到了650万。
到1952年后期，中共在另一次有关组织方面的运动中已扩大了它的组织网络，覆盖了大部分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民。除了1951—1952年的运动所起的作用外，党通过逐街发展居民委员会，把它的控制扩大到城市的基层，这个过程最后在1954年成形。同时单位之间的连接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在城市中的组织方面的控制。通过对大部分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宿舍和社会交往的条件，以及通过建立正式的政治仪式，其中包括全体单位成员参加的诸如学习文件和在小组中互相批评等有指导的活动，单位就成了政治控制的强大的力量。
此外，最初在1949年作为全国性团体而组织的用来教育和动员主要民众群体的“群众组织”已经具备很大的规模。到1953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发展了900万团员，工会会员达1200万人，妇联至少有760万人正式登记参加。虽然这些及其他的群众组织在其实际活动中常常是被动的，但它们仍然是提供与党的政策保持接触并具有某种民众参政意识的引人注目的机构。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这种“绝大多数……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的组织规模在几千年中从未出现过。但是，他宣称，结果是这种情况已经使人们常哀叹的中国的那种“散沙状态”变成了全国的统一。[31]
在集中这些资源发展经济时，中共赢得了被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国家荣誉的诺言所吸引的人民的真心支持。在领导集团内部，他们一致同意计划建设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它不但是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且比“混乱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有效率。强调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在经济目标和社会改造之间创造了一个关键性的连接纽带。规划中的所有制形式的改变，不但剥夺了可疑的阶级的财产，而且能使国家直接控制经济资源，没有经济资源，计划工作就不起作用。这样，虽然对这个连接纽带的确切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在不但要现代部门社会主义化，而且要农业社会主义化这一点上是根本一致的，因为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话来说：“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32]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中共领导来说，在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显然没有根本的矛盾。
计划精神的另一个结果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在总的制度方面，这个结果表现在1953—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及1954年召开大会时它通过的正式国家宪法上。从行政上说，正规化意味着集权化。1952年后半期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新的负责经济的部，大区的各种权力随之缩小，而另一些权力则直接收归中央。后来在1954—1955年，大区的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党、军机构被撤销，理由是它们与计划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鉴于长期以来不断地加强中央控制，这个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虽然有迹象表明在时间选择上可能受到高岗事件的影响。更广义地说，正规化影响着使行政工作、组织机构、吸收干部、培训和工资等方面法规化的大量活动。到1955年，新的体制表出现，以使以前各不相同的行政建制规范化；协调有关司局工作的办公室被设立；新的记录保存制度和会计制度被采用，以提供全面计划的基础；干部任用的程序完成了从专门培训班和个人推荐向正式的学校制和正规鉴定的做法的过渡；以往现金工资和供给制不协调地混合实行的办法让位于不同类别国家工作人员的固定的和十分连贯的工资级别。一项有特别意义的发展是1955年采取的一系列军事专业化的措施，包括采用肩章领章、军阶和工资等级，这些措施显然大大地改变了解放军的不正规的和平均主义的传统。很明显，新的计划社会包含着与中共革命历史不相符合的因素，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在那些满怀希望的日子里，党的领导人对这些不一致的现象表示特别的关注。
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还加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说道：“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3]从1949—1950年或更早开始，中国的部分情况是，模仿苏联模式，学习苏联理论，聘请苏联专家在关键的部、企业以及军事、科学和教育机构担任顾问，派中国学生和专家去俄国，翻译出版大量的苏联教科书；但是即使是原始的中央计划工作的出现，也大大地提高了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当然，决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式的经济战略，它表现为高的再投资率，着重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项目，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优先向重工业投资。虽然关于计划的细节和计划内资源的分配问题继续有争论，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5年迟迟地制定出来时，它原则上紧紧地仿效苏联的模式。苏联对成为计划核心的现代大工厂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苏联政府的模式和援助的重大影响没有消除中国的独立思考。有的部讨论了由于仓促地采用苏联模式而引起的问题；在中国官员感到特别擅长的一些领域，他们因抵制苏联模式而为人所知。可是在与现代部门打交道的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官员和专家中间，总的趋势却是另一种态度。毛泽东在后来抱怨说：“在许多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不管（苏联）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听了都奉行。”[34]但是在1953—1955年的时期，最高层很少有改变这种状况的迹象。
高岗事件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开始后不久，中共发生了1949—1957年时期唯一一次重大的清洗领导的事件。1954年初期，撤掉高岗和饶漱石在党和国家内的重要职务，一年后随之又把他们正式开除出党，这不但标志着此事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上层冲突，而且是性质不同于其他精英摩擦事例的冲突。这些重要人物都属于政权中最有权力的人：高岗是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东北党、政、军的最高官员；饶漱石是控制高级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计划委员会委员、华东的最高党政领导人。东北和华东的七名较低级官员也与他们一起被揭露，而“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把十几名高级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与这个事件联系起来，不过可信的程度不同。
长期以来，高饶事件一直是中共党史中最模糊不清的篇章。当代材料的数量和内容都有限，而且这个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只受到较少的注意。在缺乏大量情报的情况下，许多分析家们提出了推测性的解释，强调诸如可能产生的政策分歧、地方主义、所谓的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和毛泽东的健康等因素。[35]虽然这些解释多少是适当的，但都不充分。幸运的是，毛泽东死后新材料变得可以到手了，以至能对一度危及党的来之不易的团结的政治权术作出更详细和精确的了解。[36]
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主要的目标是刘少奇，他作为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高岗实现野心的主要障碍。虽然高、饶二人在正式的党的会议上耍过花招，但他们基本上是在组织外面进行活动，并且与政权的最高级人物私下谈判。当1955年官方宣布这个事件的结论时，他们的活动简直可以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
从1953年6月至12月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的直接有关的情况，既包括当时已在进行的集中化和正规化过程，又包括围绕贯彻新的总路线的争论。前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涉及组织机构的变化，从而涉及在新机构任职的人员的变化，这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新的国家机构外，还正在酝酿召开八大，会上需要选举新的党领导。这种形势所包含的权力再分配的可能性在年末增大了，当时希望减轻其职责的毛泽东提出了把领导分成两线的问题，以便让其他人分担他的一些责任。第二件事，即涉及总路线的争论，意味着政策讨论是在隐藏分裂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虽然政策的分歧事实上是比较小的，但对有野心的政治家来说，存在着试图把分歧扩大为路线问题的机会。
如果这些形势造成了冲突的可能性，那么高岗夺权的关键因素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估计。虽然据报道高岗不愿意离开他的地区权力根据地，[37]但他在1952年后期来到北京时，他既担任了计划委员会的领导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权力，又重温了他与毛泽东的亲密的私人关系。在延安时期，高岗与毛主席友好相处。毛泽东尊高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认为他是一个善于掌握基层实际情况的地方干部。两人还很合得来。1949年以后，由于高岗在东北的成就，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更为深刻，认为他是能够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练的领导人。对高岗的这种赞赏态度与对刘少奇、周恩来工作的某种不满——特别是他们在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所持的态度比毛泽东期望的更为谨慎——是一致的。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这种不满。不管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高岗把这看成是一种信任他的信号和反对刘和周的机会。
助长高岗野心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接班的最初结果，年纪较轻的马林科夫取得了领导大权，尽管资格更老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有此权力。通过对比，高岗从表面推断，他可以取代代表中共领导人中稍老一代的刘和周。到了这时，高岗已得到饶漱石的支持，后者已相信，高岗上升的地位是他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接班人的一个前奏。饶漱石不愿支持失败的一方，尽管他自己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联系。事实上，历史关系反而更使饶漱石接受高岗的奉承，因为在中央组织部中的饶漱石的副手安子文与刘少奇的关系比他与刘少奇的关系要亲密得多。饶漱石显然感到自己没有完全控制他的新职务，这样就助长了他在反刘少奇活动中与高岗同舟共济的意愿。
虽然1955年和毛泽东死后的官方结论都声称高、饶阴谋活动没有任何政策内容，但严格地说，情况并非如此。高、饶没有提出自己的全面政策纲领，但他们确实利用了围绕着新的总路线的争论去攻击其他人的政策。关键的事例是1953年7—8月在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征税政策的攻击。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毛泽东似乎对高岗的理论非常感兴趣，也参加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不存在路线错误，至关重要的是捍卫党的团结。但是，还不清楚毛泽东在这个阶段是否了解了高岗活动的全部含义。正像后来9、10月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攻击安子文的事件一样，高岗攻击薄一波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薄的后台刘少奇。总之，毛泽东似乎满足于号召团结，没有直接批评高岗。
高岗还设法通过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来支撑他的地位。作为东北的党的领导人，高岗自然与苏联的人员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这些关系却朝阴暗的方向发展。他显然与驻东北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和莫斯科因公派来的柯西金发展了特别密切的关系。在与这些人讨论时，高岗把刘、周二人描述为与自己相反的反苏人物。后来，他一旦在政治上被击败，对这些联系的揭露被用来制造反对高岗的舆论。虽然他与苏联的关系被视为不正常，但不能认为这就是在为苏联工作。有的西方解释认为高岗是斯大林在东北的代理人，但与此相反，高岗显然试图在他加强权力的斗争出现风云突变的形势时依靠苏联。由于这个时期与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莫斯科一方的赞赏的态度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中共领导人对维护民族独立的强烈使命感（对它再也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为强烈了），这是一场胜负难卜的赌博。结果，高岗与苏联人建立的关系在他的阴谋活动或他的垮台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仍是总的策划中的部分内容。
比批评刘、周及其盟友的表现或追求苏联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答应高级领导人在新的高岗政权内担任显赫的职务，煽动其革命经历主要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反对在敌后白区工作的专家（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大力争取对他事业的支持。后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在即将来临的职位再分派的背景中似乎有巨大的影响力。安子文草拟了一份据说刘少奇不知道的新政治局的名单，这给高岗提供了机会，名单少给了军事领导人的名额，给白区人物以不应有的突出地位。从军事干部的观点看，主要的偏颇是安子文的名单包括了他白区的同事薄一波，但没有包括杰出的军事领导人林彪。虽然这些人能够同意刘少奇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因他对革命事业作出许多贡献），但对不顾解放军领导人的利益而给予彭真和薄一波突出地位的情况愤愤不平。
以这些问题为武器，高岗在夏天南下度假，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其事业。他通过饶漱石已经取得了华东，还有他自己的东北，所以他预计在六大行政区中，除了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华北外，能把它们全部争取过来。在进行时，高岗显然声称他已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个做法——再加上安子文的名单引起的不满——收到了效果。中南的林彪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同意高岗的改组党和国家、重新分配领导职务的观点。高岗在与另外两个关键的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打交道时就不那么成功。虽然西南的关键人物邓小平显然发现，高岗的请求非得进行“正式谈判”不可，但他最后拒绝谈判，根据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38]被提出在高岗返回北京就担任党的副主席的中央经济主宰陈云看来甚至比邓小平更不接受高岗的请求。
当陈云和邓小平显然分别行动，提请毛泽东注意高岗的行动时，转折点出现了。不管毛主席在年初与高岗进行个人谈话时的用意是什么，他这时对高岗的“地下活动”表示愤怒。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去度假，根据当时的做法，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由刘少奇负责。在高岗的活动透露给毛泽东以前，他出于几个原因，已在计划度假：健康不佳，希望对新的国家宪法进行思考，因他的一个儿子死于朝鲜而心情不佳。但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向高岗发难；高岗提出轮流领导，而不要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并表示自己希望当党的副主席，或是总书记，或是总理。毛泽东于是做了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没有做的事——对高岗进行尖锐的批评。这次会议，再加上他实行他的度假计划和委托刘少奇组织1954年2月的强调党的团结这一主旨的全会，有力地粉碎了高岗和饶漱石的计划。
在结束这个事件时，团结的确得到了重视。毛泽东显然希望高岗能被挽救，以便在将来担负重要的责任，但高岗在2月全会期间试图自杀，最后在1954年8月得逞。林彪和彭德怀没有因同谋关系而受到处分；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断言他们因相信高岗有毛泽东的支持而受骗，这样的解释就被认为是足够了。[39]此外，修复安子文名单对团结造成的损害的必要性已被认识，于是林彪同邓小平一起在1955年被提升而进入政治局。
高饶事件既说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又说明了它的脆弱性，人们从中可以吸取几个教训。从政治上说，高岗不能指望与有巨大实力的刘、周二人较量。这两个领导人不能随便地被列为白区人物；他们的事迹与整个中共党史中的重大经历，包括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分不开的。的确，刘少奇，特别是周恩来，与解放军领导人的接触，要比高岗广泛得多，高岗在1935年以前的南方革命阶段没有发挥作用。可是高岗尽管有这一内在的弱点，仍设法赢得了中国六大行政区中四个区的支持。当军人在新领导结构中的名额有可能减少时，党的团结开始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陈云和邓小平维护党的团结的使命感，对打乱高岗的计划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人珍惜党纪，反对高饶进行的那种秘密派别活动；他们担心，如果这些活动得逞，党会受到损害。
但是这个事件的最大的教训无疑是毛泽东的关键性作用。毛主席对高岗的私下谈话，不管谈话的用意是什么，都助长了高岗的野心，推动了他的活动。毛泽东支持高岗最初的行动的说法，足以使高岗所试探的人迟疑或使高岗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最后，当毛泽东与高岗面对面地交锋时，阴谋实际上毫无抵抗就失败了。毛泽东从高岗饶漱石的事件中显露出，他是维护领导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支柱。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也表明了他对党的团结构成威胁的潜力。
宪法和组织形式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国家宪法，以代替1949年所作的临时安排。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它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需要。但由于这个时期的长期性，人们预料它会延续很多年。宪法明确地维护与过去的延续性：“这个宪法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40]除了共同纲领中的统一战线立场外，宪法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的机构安排在结构上有某些基本相似点。但那些安排相对地说是不够的，所以宪法制定了远为明确的国家结构。这些重大变化反映了1949年大局未定的形势和进行计划发展的新时期之间的差别。1949年许诺的、理论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时正式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