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5部分在线阅读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总论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时，国家的新领导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可是到1957年，中共的领导人可以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回顾1949年以来的一段时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分裂后已经建立。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几大步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即使是适度的，但也是显著的提高；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比较顺利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得到改造。
此外，这一切成就是在党内精英只发生有限的分歧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我们……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1]一年以后，当中共开始进行“大跃进”这一大胆的新发展战略时，发生的事件和持久性的问题为大大地加剧精英冲突提供了条件；可是毛泽东仍重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2]与此同时他的主要的同事刘少奇也似乎合理地争辩说，党的团结依然是牢固的。[3]当中国开始向不能肯定的方向发展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八年是一个有成就和团结的时期的官方评价仍完全是可信的。
用什么来解释这些初创时期的成就呢？在很大程度上，1947—1957年整个时期保持的领导的团结是赖以取得其他成就的基础。这种团结的程度是了不起的，因为不但已发生过成为苏联共产党历史特征的严酷的清洗和激烈的冲突，而且经历了影响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共党内生活的派系分裂。只有一次重大的清洗，即1954—1955年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清洗，影响了最高层的精英；下面将会谈到，即使这次冲突，对党的凝聚力也只产生了比较有限的影响。甚至更重要的是，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仍然在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56年重新当选。此外，上层精英的稳定还反映在政体内较高层的等级基本上未被打乱这一事实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等级和影响力的微妙变化，但是像邓小平从1945年中央委员会比较低的第25位委员一跃而于1955年进入政治局，然后在1956年升任党的总书记之职的青云直上的事例则确实很少。除了很少一些人在此期间实际上离开了中央委员会外，丧失权势的主要人物一般地说在比较短的将功补过的时期后便恢复了相应的地位。
领导层的这种稳定状态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由于党的精英对维护明确限定的权力关系和党的团结具有强烈的义务感，政策的分歧问题可以在正式的讨论会内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不会给政权带来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为私利而玩弄的个人花招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确，过于赤裸裸的花招会起反作用），相对而言的无拘束的辩论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达成全面而灵活的决议的可能性。一旦作出决议，对团结的义务以及列宁主义纪律的正式准则通常能保证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负责领导人中迅速地贯彻。总而言之，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
领导统一的根源是各种各样的。在相当不利的形势下取得的1949年的胜利显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体现一场持久革命斗争最高成就和争取民族振兴机会的这一胜利，大大地加强了曾经制定党的卓有成效的战略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更普通的一级中，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社会精英广为分享的政权的职位。1949年以前中共许多文职机关和军事组织中的个人和集团，其革命资历与诸如1927年标志红军建军的南昌起义或1935年北京学生反日的“一二·九”运动等特定事件有联系的领导人，以及领导层内各种各样的个人关系网，都从职位和权势的分配中得益。虽然最接近毛泽东的长征参加者总的说来容易在最高机构中占支配地位，但除了在毛泽东取得无可争辩的突出地位之前反对过他的那些领导人外，没有重要的革命集团受到歧视，而且即使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得到了某些象征性的职位和实权。因此，几乎没有具有危及团结的直接怨恨情绪的集团。
另外，1949年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虽然意识形态运动助长分裂和暗斗——中共将在以后若干年里碰到这些现象——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对目标的广泛一致不一定能防止在实现目标的手段和何者优先方面的激烈冲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当时的形势有助于阻止这类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这个时期党的团结和政策成就正在相互加强的影响。团结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成功地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强领导集团的团结。成功还有助于掩盖或减少关于目标问题的潜在冲突。只要能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现代化的任何不惬意的副产品很难引起对现存政策的根本挑战。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存在一个不但具体规定的目标，而且具体规定了完成方式的模式，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经验。在遵循苏联模式方面，存在广泛的一致性；这个模式有助于把政策辩论集中在渐进性地修改，而不是在根本的途径方面，这样就减少了任何冲突的风险。
1949—1957年的高度团结并不意味着领导层没有裂缝，与以后时期相比，裂缝只是隐而不显罢了。一个潜在的分裂根源是党内精英之间革命经历的多样性。虽然被更大的斗争团结起来，但参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组织的人同时发展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络和集团特性。在1965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类组合变得极为重要：例如，那些在刘少奇领导下从事“白区”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动乱的1966—1967年时期一般遭到与其领袖相同的命运。但是从1949—1957年，1949年之前各不相同的经历一般没有破坏领导的更大的凝聚力。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这种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高岗饶漱石事件——最后失败了。
另一个从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紧张关系的根源是处于顶端的中共精英之间不同的个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毛泽东和他的主要将领之一彭德怀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据报道，这种关系导致彭德怀在1953年抱怨说：“主席不喜欢我，[也]不尊重我。”[4]这种个人冲突使彭德怀在1959年被免去国防部长之职（虽然这个见解尚可争论），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这种冲突基本上隐而不露，因为彭德怀的才能在关键的军事岗位上，在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中都在被使用。
其他的裂缝是从早期形势本身中产生的。新精英面临的政策争论的大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从而造成了主张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冲突。一个再三产生冲突的原因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速度应该多快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大力推进以达到所希望的目标，而其他人则提出警告，以防步伐过快引起破坏。可是相对地说，各种做法的分歧是有限的；此外，最高领导人的立场并不坚持这一种或那一种倾向，而是根据问题和形势而转移。结果，领导集团没有像以后时期那样发生分化，以后对政策的对立看法是远为根本性的。
造成有限的、非分化性冲突的一个有关的根源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当新制度形成并日益变得官僚化时，领导个人与他们领导的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越加一致了。例如，周恩来总理无疑对发展政府机器的作用和权力以与党组织区别开来的措施感兴趣，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更直接关心党组织，同时，像彭德怀等军事领袖对充分重视军事资源又有一种自然的关心。但是，从1949—1957年，这种对立的官僚主义利害关系在追求更大的目标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调节，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军队直接的组织上的冲突也得以避免。尽管出现了从各自领导的部门的角度去解决问题的倾向，领导者个人仍把党的总路线和政治局集体的一致性置于优先地位。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包括政治局在内的中共精英中存在着重大的裂缝和紧张关系，但它们没有严重地破坏一致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方式。结果，并不是没有紧张的关系，但毛泽东及其同事把的确存在的紧张关系降到最低程度的意愿，造成了早期这几年的不寻常的团结。但是，这种意愿与本章探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当这些形势不再占优势时，即当苏联模式不能再得到普遍的同意，当官方的政策造成了大灾难而不是带来一连串的成功时，潜在的裂缝变得明显了，党的团结被削弱，随之又遭到了破坏。在整个这出戏中，毛泽东领导的特点是主要因素。现在我们转过来探讨毛泽东在维持1949—1957年的团结时的关键性作用。
毛泽东的作用
在整个1949—1957年时期，毛泽东显然是中共的不容挑战的领袖。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党内的突出地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毛泽东不但是主要的个人崇拜的对象，而且到1943年时，他的主要的同事们也不再对他的理论能力提出微小的怀疑，并且在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列入中共的新党章中。此外，尽管党的章程强调集体领导，但毛泽东被授予在某些情况下单方面处理问题的正式权力。[5]毛泽东的权力扶摇直上的基础是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党的策略和政策的成就，而他制定的策略和政策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多；从1945—1949年这些策略和政策的决定性的成就进一步支持了他的最高权力。正像1949年的胜利加强了党的总的团结那样，这次胜利也巩固了毛泽东的权威。由于这次胜利，毛泽东几乎成了有魅力的理想领袖，其非凡的能力被公认为取得胜利的关键，也几乎成了新朝代的理想创始人，在传统文化中这个角色能赢得一切含义的服从。
毛泽东的权威又因1949—1957年时期他主动采取的几次重大行动而进一步得到提高；在这些事件中他个人的判断与其主要的同事的判断及（或）更广泛的精英意见有矛盾。在这几年，毛主席显然只在三次重大事件中采取了主动。第一次是在1950年10月，涉及对美军在朝鲜北进的反应。在这一次，毛泽东似乎压倒了他的绝大部分助手关于代价和危险的保留意见，取得了他们的默认，并命令中国军队介入战争。[6]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的冒险行动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在安全和国际威信方面的收益被普遍地视为超过了这些代价，因此他的政治智慧又加强了他的声誉。第二个事例将在下面作更详细的探讨，这就是在1955年中期毛主席的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倡议，尽管几个月前官方作出了减慢发展速度的决定。到1956年末，由此而取得的集体化的基本成就远远超过了最乐观的推测，这似乎又证明了毛泽东的洞察力。
最后一个主动行动是毛泽东在精英内部大量的保留意见面前，通过1956—1957年的“百花运动”（这也将在下面进行分析）大力推动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这一次不那么成功。但是由于他在1957年中期突然转变立场，对他威信的损害减到了最低程度。
总的来说，尽管“百花运动”遭到挫折，建国初期更广泛的成就及在朝鲜和集体化运动方面取得的具体的成功，都使毛泽东的地位在1957年末与以往一样巩固。毛主席的力量还在他显然是1953年提出、中共八大加以发展、1958年初加以重申的把党的领导分为两“线”的行动中反映出来。在这些安排下，毛主席将退居“二线”，以便在摆脱日常工作的同时，能够考虑理论和总的政策的问题。这些步骤表明，他不但对自己最高权威的安全有巨大信心，而且也非常信任他的主要的同事。
毛泽东的权威不容挑战这一事实是整个精英结构稳定的关键。除了上述果断的主动行动外，毛泽东在他的助手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充当政策辩论的最后裁决者。在这些情况下，政策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毛的同意，而不是像在列宁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那样用做追求最高权力的工具。由于领导层内所有集团都效忠于毛泽东，它们之间任何潜在的紧张状态基本上都得到遏制。
虽然毛泽东的权威使领导的团结成为可能，但它决不能保证产生凝聚力。斯大林已经使人们充分地看到，一个最高领袖能如何在其下属之间有意识地制造不团结，在以后的年代中，毛泽东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将加剧精英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是在1949—1957年时期，毛泽东寻求加强精英之间的团结，其总的办法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的官方准则，用得更广的办法是强调作为领导标准的能力和成就。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并没有使他的同事进行鹬蚌之争，也不要求他们与他本人有紧密的派系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统治精英中名列前茅的成员是有才能的人，并且靠自己的经历而成为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刘少奇有包括在敌后的所谓白区中工作的很不一般的经历；而第三号人物和主要的政府行政长官周恩来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反对过毛泽东；红军领袖朱德和经济专家陈云曾与毛泽东有紧密的联系，但仍是有独立威信的人；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最核心的集团的邓小平才可以认为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个人派系中的成员。随着自己权力的稳固，毛泽东宁可利用这些领导人的许多才能，并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合作的班子。这样，除了向毛泽东挑战没有好处外，扩大政策分歧以搞垮潜在对手的活动也很少会有所收获，因为毛泽东赞成团结。
与这种维护团结的义务有紧密联系的是毛泽东基本上遵守集体领导正式规定的意愿。虽然毛泽东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显然保留了坚持自己看法的权利，而且集体领导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多数统治，[7]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的总的做法是通过广泛的讨论来决定政策，在讨论中所有有关官员的意见都予以重视，因为他们有助于作出集思广益的决定。此外，又随着几次失误，毛泽东宁可遵守尊重少数派权利的原则，这样，领导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保持他们的观点，甚至可以在以后重申这些观点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由于鼓励对重大问题的争论，党内精英一般地赞成比较公开的制定政策的过程，从而加强了领导团结的总的意识，所以这种相对的民主作风对毛泽东很有用。
毛泽东对有效的决策和党的团结的贡献由于在1949—1957年期间他主要的政治参与的性质而进一步增加了。在这几年，毛泽东倾向于把他的干预主要限制在他最熟悉的领域——尤其是农业和革命——方面。毛主席在领导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多年以后，显然自认为是农民问题的专家，而且他在50年代继续在农村度过了很长时间。毛泽东指的“革命”是全面扩大中共权力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策略，这些关心同他在1949年以前时期的经验颇为协调。
此外，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作为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与国际上重要人物打过交道的合适人选，是对外政策的缔造者。最后，作为1942年中共的基本文艺方针的制定者，毛泽东继续对这个领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务普遍具有虽然有时是带有个人特性的，但却是强烈的兴趣。结果，除了文化领域的可能的例外外，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毛泽东具有使他的同事尊敬的资格；他在这些方面权威性的主张不能说是任意提出或是不了解情况的。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在他不熟悉的领域中，一般把他的作用限制在综合和裁定更专业的同事的各种意见方面。在这个时期最关键的政策范畴之一，即经济建设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这样，由于他在自己承认是缺乏了解的事务中，并不贸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的威信和精英的团结都加强了。与后期相反，在整个1949—1957年时期毛泽东的独立的政策影响相对地说是有限的；他对党的团结的贡献来自他积极发挥的最终裁决者的作用，同时把他个人的惹人注目的主动性保持到最低程度。
最后，以下的事实也维持着领导的团结：毛泽东这些年的思想和立场总的说是正统的和主流的。他的社会变化的观念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集中在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方面；他以十足的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把迅速工业化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就大部分情形而言，他与他的同事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有高度的使命感，都敏锐地意识到党的政策受到的种种客观限制，都有在“左”的过头行为和“右”的畏缩不前的航线之间掌稳船舵的决心。这样，当争论的确发生时，毛泽东的比较中间的立场有助于缓和冲突和取得一致意见，而不是使领导内的分歧向两极分化。因此，毛泽东的思想立场有助于他实现全党一致的政治。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和他的全党一致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存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经验。
苏联模式
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前面已经谈过，由于在走苏联道路的问题上的一致性，政策辩论从根本的问题转到扩大成就方面。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手段这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引起了苏联政治中的激烈争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已经存在了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政策辩论涉及的基本上是差别不大和程度不同的事情。
有分歧的基本问题如下：确切地说，苏联模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特征是什么？中共应如何使这个模式适合中国的情况？走苏联道路的速度应该多快？虽然这类问题的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们很难说是引起党内分裂的那种问题。此外，在苏联出现的现成的、表面上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的说支撑着中国的精英和社会对官方政策的信心，因为可以说，人们对发展的进展和结果的大致轮廓已经知道了。
苏联模式的各种特征和使之适应中国情况的方法将在这一章和以下几章中予以分析。这里说一个情况就够了：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革命纲领的精髓是面向中国实际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他也不准备放弃这个原则。此外，毛泽东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一个不让苏联对中共事务进行任何控制的明确宣言，这也阻止了不动脑筋的模仿。
尽管如此，改变模式的愿望在不同领域中和不同时期内有所不同。党在自己有能力的领域（如在农村政策方面），普遍采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虽然甚至在这些领域中，苏联的模式依然有一定影响。相反，在中共没有经验的领域，它的创造性就有限了。对这个事实，毛泽东说：“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全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8]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领袖有了信心，他们开始修改有关经济和其他关键领域的苏联经验。但是，只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才出现了与苏联模式根本决裂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的领导集团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接受苏联的模式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外交政策中决定“一边倒”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在内战时期美国外交不那么敌视中共，不管出现一种更平衡的国际姿态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仍会发现苏联是它可以取得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仿效苏联的先例至少是取得这种援助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是，更加根本的是靠近苏俄的长期意识形态倾向。这不但包括自己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共同运动中的一部分的意识，而且还在基本的组织原则和实践中反映出来。尽管有自己独特的重点和毛泽东对独立的坚持，但在根本意识上中共自最早时期起一直遵循苏联的模式，在当时，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方法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输进了羽毛尚未丰满的党。
此外，在1949年以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即使毛泽东继续坚持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也还存在苏联依然是基本意识形态问题的权威的这种认识。这也许从毛泽东夜访苏联大使尤金寓所研究解决理论分歧一事中最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讨论内容可能有助于1951年问世的毛主席的《选集》中教义的调整。[9]由于最广义地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权威，俄国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见解肯定是有分量的。
虽然国际因素和总的意识形态倾向无疑地使中共领导人接受苏联模式，但最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切的使命感。领导中共取得1949年胜利的那些人不仅仅是农村的革命者；他们既是寻求社会主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大力实现一个“富强中国”梦想的搞现代化的人。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对各种发展问题缺乏经验。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中期宣称的：“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0]由于发展的愿望，以及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决定走苏联的道路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以下的事实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决定：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领导人接受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的过渡，把它看成是革命成功的自然结果。虽然中共领导人为他们的革命传统而自豪，并且对城市的腐败倾向表示关心，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或其他人在最初看到了延安的革命经验和苏联模式之间的任何根本矛盾。相反，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称心如意地向更高阶段前进。毛泽东从来没有视游击战本身为一个目的，而是把它看成因中共相对地弱小而强加给它的斗争的一个必要阶段；当大兵团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时机来临时，更进步的军事作风就被热情地大力推行。
与此类似的情况是，革命的整个农村阶段是必要的，但始终被视为夺取城市的前奏。在革命胜利时，党的领导人渴望进行建国的工作，对输入的苏联策略可能与中共传统发生矛盾几乎没有认识。甚至当这种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有所发展时，他们还希望任何矛盾将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的用词），因此可以用在苏联模式的总框架内部进行调整的办法稳妥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