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4部分在线阅读
[47]见芮玛丽《导言：变化浪潮的高涨》，第1—6页，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812]。《剑桥中国史》[73]第11卷继续探讨了这部开创性著作提出的主题。
[48]中国党派活动的个例研究仍为数不多。见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594]和他的《党派的动力和中国政治中的一致性：一种模式和几种主张》，主要论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作为个人力量组合的派系常常因清议而更加活跃。关于一个著名的事例，见贺凯《明末的东林党》[341]，第132—162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227]。关于清议和清流党，见劳埃德·E.伊斯门《皇帝和官员》[211]，第16—29页和第9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提供了一个近期的例子。
[49]到16世纪，许多估计指出中国的人口已是欧洲本身的两倍，见费维恺《中华帝国晚期的状况和经济》[239]，载《理论与社会》[710]，13（1984年），第297—326页，特别是第300—301页。
[50]吉尔伯特·罗兹曼编的重要论文集为《中国的现代化》[62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发表各省现代化的一系列文章。
[51]W.W.罗斯托在其《经济发展诸阶段》[622]中提出的几个阶段在《共产党中国的展望》[621]中被他和其他人应用于中国。记者格罗弗·克拉克在其《发展的顺境》[172]中大致阐述了比较发展的情况。此书的基础是他的《帝国主义的资产负债表：殖民地的事实和数字》[171]。
[52]见西里尔·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52]。
[53]见斯卡尔皮诺、于之乔《现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626]。
[54]11902年张寿镛等编的行政类书《皇朝掌故汇编》[87]分成两部分：内篇60卷和外篇40卷。一切新的，甚至在国内稍与对外关系或对外活动有联系的事物都收于外篇。
[55]S.N.艾森施塔特教授的著作包括：《现代化：发展和多样性》[220]；《现代化：抗议和变化》[221]；《社会的革命和改造：文明的比较研究》[222]。关于对他研究的评价，见托马斯·A.梅茨格《艾森施塔特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分析》[528]，载《历史学报》，第12期（1984年6月），第348—418页。
[56]布兰特利·沃马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毛泽东的思想与更早的社会主义的和苏联的思想的关系，见《1917—1935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803]。又见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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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631]和阿瑟·A.科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77]。
[57]霍华德·S.列维：《中国人的缠足》[435]。
[58]本杰明·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223]。
[59]见马里亚尼·巴斯蒂《社会变化的潮流》[29]，载《剑桥中国史》[73]第11卷，第536—602页。关于通过科学救中国，见郭颖颐《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00—1950年》[410]。
[60]卢西恩·比安柯：《中国革命的起源》[48]。
[61]哈罗德·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380]。
[62]关于李斯，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316]（牟复礼英译），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6世纪》，第434—446页。
[63]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76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3]，12（1949年），第134—187页。
[64]芮沃寿：《隋代史》[809]。
[65]关于赵匡胤在文压倒武的过程中的作用，见小埃德蒙·H.沃西《宋代的建立》[808]。又见贺凯《中华帝国的过去：中国历史和文化概论》[339]，第267—271页。关于宋代的军事，见贺凯《中华帝国职官辞典》[340]，《导言》第45—48页；魏特夫和冯家昇合著：《中国辽代社会史》[800]，第535页及各处。
[66]魏斐德：《中华帝国晚期地方管理演变介绍》[755]，第1—25页；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惨案》[756]，第43—85页；杰里·登纳林：《财政改革和地方管理：清征服后绅士与官僚的结盟》[199]，第86—120页；以上均载于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752]；又见乔纳森·D.斯宾士、小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678]。
[67]傅路特、房兆楹合编的《明代人物传记辞典》[274]中的邓嗣禹之文，第381—392页。爱德华·L.德雷尔和陈学霖在前引辞典之文，第788—791页。约翰·W.达迭斯的《儒家思想和专制制度：明代建立时的专业精英》[194]详尽地引了带有偏执狂的改革活动，明太祖就是从儒家的角度用这些活动来为他杀害无数臣民的行为辩解的。但在另一方面，洪武帝也是一个事业的发展者：他派太学学生到全国各地推动地方的公共工程。到1395年，据报道完成了40987个水库和池塘的工程，4162个有关河流和5048个有关河渠堤坝的项目，见杨联陞《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情况》，载于他的《中国学概览》[827]，第121—248页，特别是199页。
[68]见L.范·斯莱克之文，载《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第12章。
[69]见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400]中关于正统名流的军事化情况。关于以后的发展，见刘广京《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469]，载《剑桥中国史》[73]，第11卷，第4章，特别是第202—211页，《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钱端升最早分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尚武精神，见他的《1912—1949年的中国政府和政治》[128]。
[70]汪一驹在其《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768]中虽然夸大了根绝本国习气的情况，但这一主题仍是经常讨论的关于归国学生以及革命者经历的一个题目。又见杰罗姆·格里德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279]；乔纳森·斯宾士的《天安门》[677]。
[71]孙任以都：《中国学术团体的兴起》[690]，《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第13章。
[72]约翰·伊斯雷尔：《一党统治国家中的一所自治大学：联大模式》[357]，提交1984年5月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新英格兰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新关系的探讨”讨论会的论文。又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271]，第3—9页。
[73]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223]。
[74]约翰·H.芬彻：《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全国政治中的自治运动》[242]；安德鲁·内森：《中国的民主》[544]；玛丽·兰金等写的《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第1章。
[75]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9页。施坚雅指出：“始于唐朝的一个长期和延续性的趋势是，官方对地方事务的干预的程度——不但在市场交易和商业方面，而且在社会调节（如解决争端）和行政本身方面——不断地降低，这种收缩是帝国版图的日益扩大强制造成的。”同上书，第23页。
[76]见孔飞力的下列文章：《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题》[401]，载魏斐德编《冲突与控制》[752]，第257—298页；《晚清的政体观》[404]，载《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647]，第4辑（1979—1980年），第1—18页；孔飞力、苏珊·琼斯：《导言》[402]，载上引论文集，第3辑（1978—1979年），Ⅴ—ⅩⅨ；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403]，同上，第100—136页。保守的改革者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继续了顾炎武的理想。见刘广京《清代的中兴》[468]，《剑桥中国史》（英文版）[73]，第10卷，第487—488页。
[77]牟复礼：《政治结构》[534]的第3章《地方力量》，收于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623]，第78—97页。关于正规的实地行政管理在组成时如何包括非正规的商业利益集团（到1893年）的情况，见施坚雅《城市和地方制度的等级》[666]，载他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668]，第275—351页。一个办法是把24个重点城市中的每一个分归两个县治理。关于另一个例子，注意直隶省的狭长腿状部分是怎样伸展到河南和山东之间的商业区的，见该书第343—344页。日本人关于统治阶级的文人精英扎根于地方社会的看法，见乔舒亚·福格尔《日本中国学的新方向》[248]，此文是对谷川道雄编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697]的评论，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3]，44.1（1984年6月），第225—247页。
[78]托马斯·A.梅茨格在其《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法律、规范和通讯诸方面》[527]中分析了帝国政府内部复杂细致的行政法程序。关于人际之间的关系网，见詹姆斯·波拉切克《国内的鸦片战争》[584]；朱迪思·惠特贝克：《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观》[780]，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223]。
[79]关于绅士的能动性，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400]；玛丽·兰金为《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写的第1章。
[80]《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第1章（兰金写）；第6章（比安柯写）。
[81]人民痛恨腐化的国民党掌权者的情况有详细的报道，见格雷厄姆·佩克《两种时代》[565]；西奥多·怀特、安娜莉·雅各比：《来自中国的雷声》[783]。
[82]帕克斯·M.科布尔：《1927—1937年的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176]；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41]，《剑桥中国史》（英文版）[73]，第12卷，第722—825页。
[83]关于一个早期的内幕陈述，见欧内斯特·O.豪泽《待售的城市上海》[294]。斯特林·西格雷夫只用外国的材料，写了关于青帮势力到处存在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见他的《宋家王朝》[645]。
[84]关于太平军，见孔飞力《剑桥中国史》[73]，第10卷，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