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35部分在线阅读

[29]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30]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12章。
[32]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33]《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3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36]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351页。
[37]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39]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40]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41]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
[42]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43]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44]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45]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46]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47]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4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49]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页。
[50]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51]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页。
[52]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53]《彭德怀自述》，第227页。
[54]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6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55]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页。
[56]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57]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页。
[58]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页。
[59]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页。
[60]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303页。
[62]这些是指（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7页。
[63]《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页。
[64]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42页。
[65]《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卷，第138页。
[66]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75—77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67]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