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92部分在线阅读

[63]《逝者如斯集》，第9—12页。
[65]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66]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67]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6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载《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69]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7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7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221页。
[73]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160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74]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76]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　.埃塞尔·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77]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78]《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79]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81]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82]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83]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84]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85]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5页。
[86]《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87]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页。
[88]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89]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90]同上书，第183—190页。
[91]同上书，第191—201页。
[92]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93]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9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95]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表60，第100—101页。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96]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97]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99]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页，其中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101]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102]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03]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