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91部分在线阅读

[24]同上书，第291—296、297—298页。
[25]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26]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27]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28]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29]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30]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1]同上书，第8—10、13—14页。
[32]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33]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34]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37]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38]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页。
[39]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40]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41]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42]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43]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45]关于1935年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报道，见参加过抗日示威宣传的燕京大学美国学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又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4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48]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页。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50]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52]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53]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54]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55]同上书，第216—226页。
[56]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57]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58]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59]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60]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斯蒂芬·
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61]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62]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