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93部分在线阅读

[104]应为农商部。——译者
[105]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李济：《安阳》，第34—48页。
[106]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107]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09]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110]“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11]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112]同上书，第41—42、45页。
[113]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尼又同C.H.贝克尔　[柏林]、M.法尔斯基　[波兰]和P.郎之万　[巴黎]一起写了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114]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15]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　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116]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117]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118]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19]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20]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121]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22]这一说明根据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6—16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23]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24]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125]《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26]同上书，第56—57页。
[127]《袁同礼：赞颂》，第234页。
[1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29]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30]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31]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132]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第157—174页。
[133]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34]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章。
[135]《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137]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38]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139]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在《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140]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辑。
[141]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142]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143]《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