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80部分在线阅读

[80]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81]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311页。
[82]《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83]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页。
[84]同上书，第131页。
[85]《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86]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7月16日），第110页。
[87]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谓查，总报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88]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89]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国）》。
[90]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47页。
[91]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35页。
[92]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6章；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页。
[93]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94]《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6页注16引用。
[95]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页。
[96]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关于彭湃入党时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97]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页。
[98]同上书，第56—67页。
[99]好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百年孤寂》第9—16页上马孔多小城的“术士”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的威势。
[100]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页。
[101]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102]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79页）。
[103]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104]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105]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项国家紧急措施。”
[106]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521、777—783、827—828、848页和各处。
[107]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事业。
[108]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109]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110]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902、905—906页。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天（1927年12月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111]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页。）
[112]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113]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414页。
[114]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48页。
[115]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116]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华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论会，1979年3月），第17页。
[117]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页和附录第217页注87。
[118]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004页和第1000—1014页各处。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ⅵ、、
1、8—9、35—36、39、50、56—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119]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以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