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79部分在线阅读

[40]参看《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534页。但在初期，在国民党禁令下达前，有时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年》，第575页），这全取决于地方当局。
[41]《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年》，第600页）和四川省外其他地方（《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531页）也有拒绝重新种植罂粟的情况。
[42]《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
[43]《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628页；《农业中国》，第129—130页。
[44]例如，1925年（《中华年鉴，1925年》，第571和574页），1928年（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页），1931年（同上书，PR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书，PR福州/51，1932年4月4日，第14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34年春在惠安，农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书，893.00PR厦门/80，1934年5月8日，第8—9页）。
[45]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页；《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6—17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16页。
[46]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47]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
月3日。
[48]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克宁翰电报，1933
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221—228页。
[49]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50]《中国农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第72—74页。
[5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52]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1028页。
[53]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54]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55]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893.00/
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56]（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
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57]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58]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59]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60]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北部（同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地方（同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61]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和注26。
[62]张天翼：《仇恨》。
[63]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419—429页；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64]《大晚报》1932年6月22日和《时事新报》1935年7月5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535页；美国国务院档案PR南京/68（1933年10月11日）第9页和PR南京/86（1935年4月8日）第11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7页。
[65]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66]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8—19、24—29页。
[67]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外交事件。
[68]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69]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70]《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71]《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1—1032页。
[72]《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73]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
[74]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75]法国路易十四时期“面包贵风潮”中也采用同样的做法，参看伊夫-玛丽·贝尔塞：《起义农民史：17世纪法国西南部民众起义研究》，第548页。
[76]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77]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78]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第124—129页。
[79]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监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