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38部分在线阅读

[30]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22—424页有摘要。
[31]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26卷，第31—32页；第27卷，第12—13、40—41页；《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4、743—744页；苏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84—85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42—146页。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112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18—119页。
[32]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年》，第61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343—348页。
[33]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128页；第6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19世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34]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97—100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694—699页。
[35]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14页。
[36]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23—27页。
[37]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7—144页。
[38]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8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95—124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
[39]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19—48页。
[40]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41]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第535—540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16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　[例如，威廉·阿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第1—33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42]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202—220页。拉尔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43]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05—226页。
[44]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74—186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4—13页。
[45]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82、87—88页；陈明銶：《劳工与帝国：1895—1927年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11—12、367页。
[46]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31—241页。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47]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88—189、192—201页。
[48]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59页；马若孟：《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49]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79—108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年》，《中国研究所集刊》（香港中文大学）第9卷第2期（1978年），第380—426页。
[50]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变化的主要专著。
[51]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70—103页。又见费维恺：《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129—133页。
[52]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文巧妙地引证文献评论了一些这类问题。关于苏联学者所持的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是经济成就和政治失败的结合的修正主义观点，见A.V.梅利克谢托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商界的关系在约瑟夫·富史密斯：《中华民国的政党、国家和地方名流》一书中有研究。
[53]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33—145页。斯特万·哈勒尔：《犁头乡村：台湾文化与环境》第9—15页讨论一般文化原则、表现这类原则的习惯行为的变异和这类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阶级、地理和科学技术之类因素）三者的交互影响。又见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9—42页。
[54]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第589—627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中的其他牢固的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0、75—78、80页；关于河北和山东的宗族史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3章。
[55]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第593—615页。
[56]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6条脚注。
[57]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4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35—151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9—94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7卷第3期（1981
年7月），第235—288页；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第395—433页。
[58]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现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页。
[59]詹姆斯·谢里登：《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6章。关于军阀政治的发展，见本章。
[60]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译者
[61]出外谋生的一般理论载史坚雅《中华帝国的晚期流动战略》一书。关于青镇铁匠见玛丽·兰金《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一文，载《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67—104页。关于杭州锡箔匠见《申报》1874年9月17日第3版。关于作为季节性出外谋生手段的抢劫活动，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5、60—70页；又见寇尔：《绍兴》，第167页。詹姆斯·李：《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1250—1850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11—746页，分析了不断向云南移民对城市化和农业的影响。
[62]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年，第270页；1900年，第374页；1910年，第525页。
[63]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4—95、101、189—193、213—215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92—295页和各处；又见本书第5章（迈尔斯著）。
[64]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106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2卷第10期（1973年第10期），第11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第83—84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第82、93、174页强调了继续存在的差异。
[65]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66]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7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67]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66—261页；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68]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第317—326页。
[69]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