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93部分在线阅读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及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作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引起争论的林毓生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具有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茨华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文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普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关于哲学争论与倾向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时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有关于史学术语和人名的词汇表，有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文集，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著作。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几部文集，其中胡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的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了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其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曾发表大量演讲，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讲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抄》；还有几篇蔡氏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性中国的窘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为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担忧），一种是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所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都很有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文章，很便于查找。对于陈独秀研究，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到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任鸿嶲、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8]论战中的主要人物。张君劢对论战的详尽传记，见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学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又一次关于思想问题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阐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专著和概述很多，并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缺乏深入与创造性的分析。对于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只注意于表面的思想，而没有很严密的辩证的分析，是左派的和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1942年延安讲话所系统表达的，左右了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在以后的思想“解冻”中，才巧妙地受到质疑。
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掌握，在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以及在翻译方面，均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和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经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欧洲学者带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由已故的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普氏所著《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三版；刘绍明编辑，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但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人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作家。在著名五四时期作家中，研究其著作并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哈里特·米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的《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的《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写出的概述，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1974年夏哈佛会议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由胡适所促成的这种不真实的说法。最近的研究，把现代文学的起源追溯到晚清。不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于晚清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的研究，最有成绩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钱氏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抄》）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做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也为有兴趣研究这一时期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开始翻译西方历史和文学，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的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夏志清分析了对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严复和梁启超的早期系统论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所引申，并掺杂了其他的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有待分析而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年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家，看是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可能这不是事实。晚清文学的各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进行，出版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小说（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其主要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繁荣于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并持续到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林培瑞曾对其进行了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对鸳鸯蝴蝶派的替换物，可见之于名流们南社的诗歌；南社是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所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之父柳亚子为南社领袖之一），但南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是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动乱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著作，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都是优秀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也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但并没有广泛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著作，尤其是研究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的空白。
五四时期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自1936年鲁迅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随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出版了数不清的在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专著。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的打击与摧残，然后更是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很多。日本的已故学者竹内的《鲁迅传》已印了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著作非难——尤其是伊藤丸虎和丸山昇二人的著作。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专题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等人论文，收入戈德曼所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在这些著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的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在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对鲁迅研究的一个例子。
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研究鲁迅最好的入门书，却是鲁迅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夫妇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其地位无疑是重要的。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在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尽管其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是多种多样的。
10.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著作，是日本学者编著的，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的《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在蒲地典子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发表虽已有20年，见薛君度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作一个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文集，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中最易于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有《向导周刊》，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为不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年至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叛的三人记述了其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辑并作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是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镜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年至1927年的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变节者的文献，出版于战时的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在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彭氏为1920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1925年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首领之一。对彭述之的再评价，见其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的著作很多，其中《独秀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的意义最为重要。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李大钊选集》（1959年），记载了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著作受到最密切的注意。S.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年）10卷本，仍然是毛泽东1949年之前著作的最好版本。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北望社破产，因此第11卷编年书目仍然没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