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92部分在线阅读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集中于革命前的各个地区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计划，地方的农民斗争，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的《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于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2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西藏和英国关系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1904—1914年》，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此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之前，再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及其后的反袁运动，学者们对此久有兴趣，但却无全面论述。可能由于各个反袁运动的性质不尽相同，其中以云南的反袁运动最受注意，被视为是真正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改了把反袁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在由北京去云南之前，云南的年轻军官已有反袁的计划，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对护国运动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描述了从滇军的发展及其演变成军阀主义出现的背景。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其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最近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使用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对于深入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利用的，并且还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从1924年至1931年，这份复印的月刊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用当时中国、西方和日本人的回忆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录索引》。许多重要的事实和未有任何变动的文字的文献，大致论述了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岑学吕（凤冈及门弟子）编纂的《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关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官员相信，所希望完成和实际完成的事情。现在尚存在有许多部和各种机构的公报，如1916年至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每季刊行《职员录》，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人们往往从因袭的观念出发，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成是中国的灾难，还有如本章所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各自行动的历史，都需要仔细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新的专著是梁肇庭著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梁著的参考书目所列出他查阅的，已刊和未刊的中国外交部文件。关于中国外交部中的中日关系档案，见郭廷以与J.W.莫利编纂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简明目录》，附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名人表。已刊和未刊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关于这三国外交资料的国别简要说明，见内森编的《现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材料介绍》；外交报告因包含有关中国政治的资料，自然是很重要的。
要了解北京的政治，需要在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有关的课题下功夫。从这点来说，我们对于从晚清开始，一直到国民政府及南京政府的前10年，及其后的宪政形式的争论，对其具体内容知之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知识性期刊，作深入研究。同时，张朋园著的《立宪派和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以及张玉法等人的著作，我们才能较多地知道宪政的基本理论基础，促进宪政力量的社会和政治性质。
金融和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课题。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简明而广泛，但其提供的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塔马格纳著《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是早期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有后继的专著来加以充实。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人的分析研究，对这个课题是重要的，其中有《支那金融情况》和香川峻一郎著《钱庄资本论（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研究，见于施坚雅等编《近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展示了一些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研究者来说，派系倾轧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内森著《北京政治》，对何谓派系倾轧与其如何进行，提供了分析。对20世纪的前10年和20年代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有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吴应銧著《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在1916—1939年生涯》；又见陈志让著《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主要说明派倾轧在近代中国为何如此严重，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人物传记。除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以外，还要特别提出日本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人物传记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割据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是非常混乱的。到此时为止，大多数著作都采用各个军阀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需要做的困难工作，是搜索那些尚未被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用于在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和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的一般分类的方便方法，是阅读经由斯蒂芬·菲茨杰拉德撰写的书目提要《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史资料文集》和内森编《近代中国，1840—1972年》。
最全面研究军阀割据的专著，是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齐锡生从均势观点来分析军阀关系的做法，也许是有争论的，但其提供大量引证史料都是根据于文件。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虽然阐述的内容比书名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见解。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军阀主义时期历史的论述。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论，是一部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翔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英文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删节，与原著有所不同。特别集中注意力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够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早期的军阀时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作，仍然是文公直的《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专门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于与军阀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虽载有有用的详情，但记述的人物为数不多。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和由黄惠泉、刁英华译成中文的园田一龟撰写的
日文传记词典《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以及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集特殊地区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记载往往有错误，而且很粗略。
不少民国初期的人物出版了回忆录。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其父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传记文学》月刊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口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直率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D.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曾为直系领袖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在这些人物中，每人都留下与其有关的大量著作，其中关于中文、日文的著作和论文，具见上述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A.卡普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戴维·D.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研究了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所研究的不只是北方最有势力的军阀，还有日本人在中国的活动。
外国的外交官、新闻记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即使是带有成见和偏见的色彩，也是非常有用的。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因而其外交部的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其中的F0228，包括1834年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0371，包括1906年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年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虽不怎么丰富，但仍然是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利用，也是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性著作，其一为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另一为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有关，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称之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至1927年，反映有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道、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类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虽不够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些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20世纪中国大事记，1904—1949年》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采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主要是知识分子著作的文集，其中有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个人和其发表著作目录的简要英文说明来看，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因为谭嗣同死得过早，所以收入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最令人发生兴趣，也是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年代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的《新世纪》和刘师培的《天义》重印本，而刘师复的《民声》重印本，在香港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资料。保守的刊物中，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运动各种背道而驰的解释，是根据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但可以看到几个有影响学者的大量文件。对维新运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以参阅侯外庐等人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的第1卷有牟复礼优美的英文译本，1979年已经出版。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写较早的两部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的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这部文集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其第一部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梁启超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然后为其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著作，即使在外国思想影响下，对传统的高雅文化受到侵蚀的分析而有待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形式和优美文体的典范。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的连续性，更接近于修正的著作，有上述史敬思很吸引人的叙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和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集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译自德文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华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近代乌托邦思想把中华文明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屏风。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传记。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而外，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著作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共和主义革命支持者当做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性中国的窘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著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展开研究；而要进行这项研究，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必须要有更多的多样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