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94部分在线阅读

有关中共的重要辅助性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幹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视为官方的历史；不过，作者在党内可能经上级准许其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幹之论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李新等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以台北收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卷，更审慎，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得更早。P.米夫所写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年》，是作为这次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72年》，到目前为止，此书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1968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因为有了这些著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遂趋于成熟，1951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著作，有M.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的在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每一部著作，都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也有英译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卷，自1961年出版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年，安东尼·W.萨里蒂译，詹姆斯·C.熊编的英译本，1977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的传记有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及其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论述。
11.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就1923年至1928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活动时期来说，台湾国民党的档案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以及武汉的联席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本丛书《革命文献》（第8卷至第12卷尤其与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由工作人员所撰写，是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府》。国史馆所出版的重要著作，如孙逸仙的两卷编年传记《国父年谱》；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的多卷文集《国父全书》（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文集）。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有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自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这份刊物中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北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时期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9]，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警察搜查苏俄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与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年至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为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边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的，然后每半年或每季度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领事官员的文电，对这段时期的论述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辑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很有价值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的当时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道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在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文集，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卷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的文件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言论和著作集很多：国民党方面，有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有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德拉·布兰特与许华茨、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中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以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当事人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开来的第七军，提供了北伐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很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中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兴味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其遗孀希达尔·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华团的了解和对俄国最近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的近著。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当时出版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因为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并因为其反对斯大林和反对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与政治活动的著作。关于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其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学编纂者，首先把中国与马克思所阐述的普遍社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所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对资产阶级发展的这种研究，还没有构成有体系的论题，但有几个作者已着手进行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四章。罗伯特·基思·萧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年至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赵冈的论著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的早期著作的不足之处。这些资料和专著，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俗、地域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提出的，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尽管商会和商业联合会在1911年至1927年间曾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仍研究得不够。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商业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商业组织大多都出版有其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但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登载的资料，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等。中国和外国团体的竞争和团结，虽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几乎仍是一个没有进行研究的问题。
虽是分散但为数甚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作用。对这个时期名人的了解有许多困难，而现存的传记又少，特别提到朱昌崚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操纵上海华人商会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的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效仿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五十自述》；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括有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于1978年，包括记述14个实业人物的12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值得注意的新近重要贡献，是帕克斯·科布尔《国民政府与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科布尔的解释——强调1927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认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的传统论点，是错误的；这个修正传统解释的论点，只是提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30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
和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表明当代历史学家对此缺乏兴趣。在主要领袖称其为农村革命条件下，20年代和30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仅为具有暂时重要性的阶级——或者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出现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即使不能完全改变原来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但重新对资产阶级发生兴趣，也可能会出版更多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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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2]校注：即《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地图。
[3]校注：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出版时，为1912—1949年，共分四册。
[4]校注：原文为“University
of
Nanking”，此系金陵大学的英文译名，不可译为南京大学，亦不可译为中央大学。
[5]校注：资源委员会，是资源调查、开发和国家重要工矿、动力事业之经营、管理机构，1935年3月成立，直隶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掌理人力、物力资源的调查、统计、研究、资源建设、动力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源事项。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1946年5月，改隶行政院。历任委员长、主任委员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琦、吴航琛。
[6]校注：张嘉璈1947年任中央银行总裁，为时仅一年，1948年5月，即辞职；而此书成于1950年之后。
[7]校注：此处原文译文为“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下并无外贸局，只有1930年成立的实业部于1932年6月设有国际贸易局。疑此处原文有误。
[8]校注：即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9]校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均称外交部，未有称外务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