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91部分在线阅读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自1912年至1925年；郭氏逝世后，于1979年出版。[3]
这里要特别提到有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在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版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版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出版《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共两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记》更全面，但不够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述文著。
刘馥的著作，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在军阀集团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得到充分研究；而这种私人关系是个重要方面。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其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增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1978年在北京出版。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等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共两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共5卷，集中于民国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略词典，1921—1965年》，共两卷，有续编。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传记》，用了20年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叙事明晰完整，用词准确，为传记中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实业家里程碑传记，为《周止庵先生别传》，系其女周叔媜所作，为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初年总统的传记，即《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要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年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之作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有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诸人。在所有年谱中，最为详尽的是孙逸仙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的国民党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年，1965年，1969年）。在广州的一个大项目，是1979年开始编纂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共20册，30年代初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对蒋介石的尊重，其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共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年至1927年时期的历史著作中常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即《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阅张静庐编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两卷。其另有《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于第一、第二两种书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年至1923年时期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3卷，也很重要。
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诸卷，涉及1912—1927年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资料》为丛书，据外交部档案，截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更多扎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欧美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其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恕不一一列举。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的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年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年份要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产量。例如，全国铁路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交通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很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梁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核对过。但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率，不能做出全国性有组织地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有了一些改善。财政部1928年至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连同20年代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金陵大学[4]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的最佳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块农田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该书第2卷为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唯一的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资源委员会[5]所作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能赶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资料外，还有虽然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资料。从事此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然落后。但是，甚至1928年至1937年相对不足的资料，与此后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为小。以1937年至1949年来说，不仅是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并且也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年至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资料；因为其曾为中央银行总裁。[6]
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的外贸局[7]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关内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日本主要是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的——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以及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其他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利用日本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要谨慎从事，或许表明其调查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势力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尽管其过分地墨守条文，但对整个问题作了有益的论述。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中国的许多方面，每个主要订约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及领事的报告中，对此都有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多年的外交档案微缩胶卷，在主要的科学研究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外交档案中加以研究。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和发行报纸和期刊，共有80—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其他外国文字。大约到1920年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主要是传教士自己出版的，反映其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但并不限于美国教会。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是最早出版于1929年，但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各方面的每年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活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与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政府的中国，1928—1937年》；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阅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外国在海关中的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和《赫德与中国海关》两书，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业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中国盐税中的作用。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至1962年出版的10卷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外国在20世纪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又译作雷麦。——译者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外国投资》两书，郑友揆（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的剖析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作出了积极而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即中华民国开头的四年或五年，亦即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开始分开的时期，很少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将此段时间作为一个单元。有关的大部文集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的逊位而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党人1913年夏季二次革命的受挫，遂即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型文集，北京出版的8卷本《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编辑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为重要的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一些回忆文章延续到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是为20世纪前半期，尽管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仍然很少，但却为研究袁世凯时期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都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了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保持较早文集价值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有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并制定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当时的报纸和秘史的著作所左右。中心的话题，都是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军阀的丑闻秽史。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其6卷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了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对手的革命党人，对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得复杂化了，却并没有降低孙逸仙与之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袁世凯任总统时期的政策，但发现其政策有缺陷，并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袁世凯总统最根本的是缺乏支持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时期会有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意的机遇，因为其处于决策的地位，并留下很多记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比拟的书信集。张朋园已将其扩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都很有价值。外国顾问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之一的莫理循有关在此数年中的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理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