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90部分在线阅读

[273]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274]1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275]校注：此处有误，凡条约规定中国失去行政权之地区为租界；某一地区虽居住外国侨民，但其行政权仍属中国，谓之居留地。据此，中国共划外国租界27处，即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奥租界、意租界、比利时租界、日租界8处；原美租界合并于英租界。汉口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5处。广州有英租界、法租界2处。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2处。厦门有日租界、英租界2处。鼓浪屿有公共租界1处。福州有日租界1处。九江有英租界1处。镇江有英租界1处。杭州、苏州、沙市、重庆四城市各有日租界1处。在1917年后，中国收回天津德、奥2租界，汉口德租界；1918年后，收回天津、汉口俄租界2处；1927年后，收回汉口、九江、镇江3处英租界，1931年后，收回天津比租界及厦门英租界。1937年前，中国共收回10处租界。自此中国尚存17处租界，即天津的英、法、意、日4处租界，汉口的法、日2处租界，广州的英、法2处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及厦门、福州、杭州、苏州、沙市、重庆6处日租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1943年签订中美、中英新约，1945年签订中法新条约，中国在法律上收回全部英法在中国存在的租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意为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租界当然为中国收回；同时中国按中英、中法新约收回英、法在中国的租界。实际上，1943年日本闻知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将收回租界，特提前数日，将英国在中国租界移交给汪伪政权，改为汪伪政权下的特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按接收汪伪政权接收了各特区。所以中国抗战胜利后，没有举行接收租界的仪式。另外，当时北平城内东交民巷使馆界，实际属于公共租界性质；1945年，英美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暂缓交还北平东交民巷使馆界；经中国政府同意，东交民巷使馆界暂未收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国公使均已回国，中国随即收回。
[276]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
[277]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278]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4章。
[279]J.费尤米斯：《商人联合会》。
[280]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281]包华德和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26页。
[282]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1，第379页。
[283]同上书，1，第192页。
[284]同上书，2，第316—317页。
[285]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73页。
[286]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校注：此处有误，1928年11月13日任工商部常任次长。1930年12月，工商部与农矿合组为实业部，次长下分设政务次长与常务次长，穆于1931年1月31日任常务次长。
[287]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362页。
[288]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28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290]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设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291]校注：中国农民银行前身，为1933年成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汉口，为“复兴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主要经营存放款、办理汇兑等业务外，还享有发行兑换券、农业债券和土地债券特权；1936年，发行钞票，财政部批准其发行钞票，与法币同样使用。
[292]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67—271页。
[293]同上书，第286—301页。
[294]道格拉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载《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页。
[295]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296]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参考文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对于1912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的四个地区——中国、日本、欧美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不够完善。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些学者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种，发表关于中国的著作，正如其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清朝被推翻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对中国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掌权的国民政府控制了台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都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使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的卷入中国革命，促成的俄文著作则比较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兰、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学的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使用日本所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语文。我们研究民国，远不具备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者，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讲英语的历史学者来说，可以说精通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其数量至少能赶上中文著作，即使在某些方面虽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概述——第1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2卷从1953年至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书评述了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并引用了所有这一领域的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传教士和在中国的侨民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为苏联研究中华民国工作留下较差的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欧美关于中国学识最大的不足，在于其未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相接触，当然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卷和第11卷[1]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目录》，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知识产生的背景。关于民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和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民国研究的范围，有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从1905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史》，另有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专题，见巴里·基南的报道，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很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共3卷。此书极为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加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1961年修订重版。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目录》。对事件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见柯乐博所著的《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为基础，和以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实测为基础编绘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2]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精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