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2部分在线阅读

[3]校注：此即历史上所称的“截留盐余”。
[4]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结盟情况，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5]赛尼亚·乔柯夫·龙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6]有关鲍罗廷早期的几次会面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一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生前与鲍罗廷的生活及其活动，其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7]校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召开的为“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
[8]校注：这里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于1923年10月28日决议成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9]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10]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叙述甚详，但没有提到孙逸仙拒绝鲍罗廷的建议。
[11]校注：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黄心持、曾志祺、黄隆生、朱赤宽、赵士觐、邓慕韩、吴荣新、林达存、陈占梅等11人上书孙中山。
[12]《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中山的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13]校注：此时大元帅大本营外交部长为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14]海关危机和孙逸仙日益敌视帝国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15]校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部分系由孙中山指定，一部分由选举产生。
[16]《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关于大会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大会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17]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18]根据会议记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19]《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推断出来的（见第2版，第390—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决定以其他的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鲍罗廷的捐献没有中断。
[20]校注：当时对从苏联来到广州的顾问，均称之为“俄顾问”。此处的“Russians”（俄国人）应译为俄顾问。
[21]校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系1925年7月3日成立；1924年7月11日，尚为大元帅府时期，此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不详。
[22]校注：此处“精英部队”，似为当时各部队中的教导队。
[23]《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可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各种努力。
[24]校注：英、法租界当局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通过制度，称为“新警律”。
[25]校注：此人名范文泰。
[26]校注：此处所称印度支那总督，系法属印度支那，即今越南、老挝、柬埔寨。
[27]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28]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子：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29]《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情况。
[30]《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53、124页。
[31]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32]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33]此数字根据1927年12月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公使馆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由推断得来的。
[34]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公使馆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蔡和森：《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1日）转载。
[35]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用彭湃报告，称其受到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49—181、151—152页。
[36]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159页。书中列有直至1926年5月被害的195人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该刊报告了许多具体事例。
[37]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本书广泛地讲述了所发现的情况以及两党之间日益激烈的争吵。
[38]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继和谢持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39]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斗争》，第242—299、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作者摘录了此报告的俄国档案文章。
[40]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斗争》，第271—273页。
[41]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117—1119页。
[42]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翔实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