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1部分在线阅读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其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驻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其通知国民政府，一旦张作霖退回到老根据地，日本将不准许其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日本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裂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军部将日本政策的解释，电示满洲、朝鲜和台湾的驻军司令官，谓奉军如果有纪律地回到满洲，张作霖不必退隐，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中国的南军部队开到长城以外。军部要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做好准备。
芳泽公使于5月17—18日晚拜会了张大帅，交给大帅一份日本的备忘录，并称北军的败局已定，如大帅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将能救助大帅及所统率的军队，但遭到张作霖总司令的拒绝。据芳泽的看法，张作霖想不放弃北京而能得到日本的援助。[419]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与芳泽午夜会谈的内容通报了英国公使蓝普森，征求蓝公使的意见；并问公使道，是否到了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法无天军队的时候了？无疑，蓝普森在前一天已知道了田中首相对外国外交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要作谨慎的考虑；并指出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大帅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420]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日本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行动，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不参与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致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去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进行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是保护本国的侨民。”[421]
时局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保定的阵地，而在此以东的防线更不巩固。国民政府的代表正在北京尝试找谈判的代理人，以求寻得倒张的势力。张作霖及奉军的将领担心，过久地据守京津和冀东的危险性，很可能被围困在这里。但张作霖及奉军撤走，将由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旬，美国公使马克谟即已指出，北京政府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已是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攻下北京城。奉军之撤离北京已成为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422]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准备离开北京，打回老家去了。
6月1日，蒋介石将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筹划接管京津及商定以后的安排事宜，也许在当时——也可能在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不是由其接管北京，也不是由蒋介石接管。蒋氏于6月3日即返回南京。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平津卫戍司令。
张作霖于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的讲话。张作霖作出的安排，把北京城交给王士珍为首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氏是元老政治家，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北京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与鲍毓麟将军率领的一旅奉军负责。鲍将军留在奉军撤退的最后，直到把北京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率领全旅平安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国人发出告别电，以其未能胜利结束反赤战争深表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即率部返旆满洲。大帅由其大部内阁成员及高级将领的陪同，于6月3日夜乘专列隆重地离京。但当专列于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中了预埋炸药炸毁。大帅身负重伤，于两小时内不治身亡。大帅为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军官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423]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于6月4日前往天津商定，奉军在该地必须坚守至大军撤至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专使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前来北京。6月11日，阎锡山在白崇禧陪同下进入北京城。阎锡山部下另一名将军傅作义于6月12日接管了天津；除了一个事件外，整个交接过程都是和平的。率先向北京挺进的冯玉祥部的韩复榘将军，此时驻扎在北京城郊，包围并解除了奉军一个旅的武装；而外交使团曾保证该旅安全通行离开北京。因此，外交使团为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最后，奉军被解围，武器全被发还。[424]
开始全国建设
1928年7月6日，4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庄严的仪式中齐集在北京城郊西山一座庙宇[425]中，在已故领袖孙逸仙总理灵柩前致祭，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宣称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倒台，期盼已久的北伐大业已告完成。数日之后，众将领及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遣散军队问题。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此时国民革命军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其人数多达220万（虽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的有组织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要维持这支大军，每月需要发6000万元的薪饷。总司令部希望把总兵额减至80个师，士兵为120万人。这样，全军的军费开支仅占全年国家岁入的60％。蒋介石向其军事同僚送去一份备忘录，专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军队的人数和军费的开支，并把全国分成几个确定的军区。蒋介石建议，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拥有4万至5万名士兵的军队。[426]编遣会议定于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微。当时的地区军事集团，实际上已分割了全国。以后不久的事态发展迹象，在7月的北京众将领会议上就已经显示出来。冯玉祥因未能获得接管京津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玉祥不同意在其中任职。更令人感到不祥的，冯将军于7月14日离开北京，前往祭奠其祖坟，然后再去其设在河南的司令部。[427]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其任务为谋规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位总司令以及海军上将杨树庄，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428]全会主要讨论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最引起争论的，是怎样迅速和强有力地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集中？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否应当废除实际陷于分裂割据的政治分会？[429]主张集权和维护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然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其任务是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经由中央政治会议交国民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应在年底撤销。这样，原来孙逸仙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即不是独立，或凌驾于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名单，共有46人，几乎包括全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也包括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以及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430]这个中央政治会议，很可能是个表示各派团结的摆样子机构，如同以往一样，一个很小的核心集团掌握着决策权。另一个朝向集权化方向发展的标志，是决议中的一条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到各地去住。
政府的财政如何才能统一？财政部长宋子文已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讨论财政问题，一个是讨论建设问题。会议集中了主要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各省财政官员、各军队代表，以及财政专家。宋子文在会上详述了国家财政的混乱状况，并向两会提交了具体的建议。建议包括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源，取消货物国内的过境税，要求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统一币制，促进贸易，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调节私营银行的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军队和建设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实行这两件要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宋氏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近百人上海银行家和商人代表团的支持。代表团在会上威胁说，除非政府在财政上实行这些改革，否则，将不能再从其手中得到任何贷款；这些人已被蒋介石代理人敲诈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味着统一财政的人事制度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抱怨在北伐期间根本没有预算，财政部长只会聚敛资金，然后奉命将其悉数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宋部长坚持说，现在所有的税收都应交给国库；同时，政府所有各部门的拨款，都要由有权力的预算委员会决定；没有该委员会的批准，不允许有越权的挪用。宋氏下结论称，“除非实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全会认为，宋部长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将其转交国民政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研究后，考虑予以执行；并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责成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批准成立一个13人的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委员会规定，拨出预算一定须经政府委员会同意。[431]
权力集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军界，如果将领们有各自独立的地盘和税源，就不可能真正的集中。因此，这些人或者听从劝告，真正的支持中央，或者可能要被中央制服，看来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蒋介石发表声明称，握有军权的将领应公开承诺，无论其政见有何不同，但不可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国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保卫国防和镇压叛乱，绝不能用于从事内战。蒋氏断言，如果都能信守这一原则，则地方实权人之间的政治分歧，绝无酿成全国冲突之可能。[432]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以下的几项基本原则作出决议：（1）军政与军令必须绝对统一；（2）军队必须迅速裁减，军费支出不得超过国家岁入的一半；（3）军事教育必须集中统一，所有的军事院校必须由中央政府设立，任何军队和地方政府不得设立军事院校，或与之相类似的机构；（4）所有遣散士兵将成为屯垦和参加国家建设的劳动者；（5）为了巩固国防，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的建设。
上述的最后一条原则，表达了中国人60年来的梦想；其他几条则涉及中国在保卫国家免受外国侵略，也涉及长期内战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解决。全会把另外两项议案——一项是关于党对政府的控制，另一项是禁止军事部门介入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政府最高军事机构[433]，要求其根据以党治国原则，制定出具体措施并付诸实施。[434]
当时认为军事行动时期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起草、通过和实施的临时约法，政府的五院制应当实现；并试图立法以解决党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下面各级，显然比高层更为严重，因为在高层，党的领导集团和政府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级党组织认为同级政府组织的行为不当，应将此情况上报上一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而此政府组织即根据法律，给予有错误的下级政府组织以纪律处分。当一级政府组织对其同级党组织感到不满时，其诉讼程序同上；即此政府组织将事件情由上报其上一级政府组织，经过两同级政府组织与党组织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给予的纪律处分。[435]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内部的问题。因为每个权力机关各有等级组织，而且各有其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外国的势力，国民革命发动起来后，外国侨民在华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已尽其所能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不平等条约。192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已经满期或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另订新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将被废除，重新进行谈判。在此过渡时期，所有在华外国侨民及其财产将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但此等侨民亦必须受中国法律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必须向中国政府纳税和交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没有实力执行这个命令），正式要求各国政府派出代表来华进行谈判。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7月25日签署了这个条约。新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在关税事务上两国平等互利原则，拟于次年，即1929年1月1日生效。但此项条约还要以“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为依据，这意味着在所有其他各国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自主之前，新约是不会生效的。宋子文与马克谟的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的批准，事实上是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种形式。[436]此外，在1928年8月8日，英国和国民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其条件也类似于美国。
就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气氛中，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才有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外交政策备忘录，要求完全和无条件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备忘录规定1929年1月1日为列强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国条约的结束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在中国的租界，禁止在中国境内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各国与中国谈判新的互惠条约过程，不得超过一年。[437]谭、蔡二公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经过15年的奋斗，终于在1943年实现了。[438]
全会于8月15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许多需要处理的建议。然后，南京在体制上和人事上忙于筹备改组政府。胡汉民于9月3日从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三人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于10月3日完成了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8日予以颁布。组织法首次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指导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开始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生活的进程中，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行使统治权力。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将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处理重大的国家事务，并可以修改和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439]
1928年的10月10日，是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17周年纪念，重新改组的国民政府在一片鼓乐声中隆重成立。其组织结构体现了孙逸仙的独立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了五院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国民党党员，即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元培拒绝接受监察院长任命，后改由于右任出任。五院之上设国务会议，由以上5人及其他12人组成，其中有的是有实力，有的是有威望，有数人却远离南京。此12人即冯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国民政府的最高官员，即国民政府主席，亦即国家元首。数天之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的各部处长。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领导下，南京民国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年中国的前景
1928年底，中国的未来前景看来十分光明，这是充满欢欣与乐观的时期。国民党已经推翻了腐败不堪的北京政府，代之以由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爱国热忱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这些人士长期以来关心国家的状况，期待新政府能够解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试图控制政府来推行其政策，认为在训政时期，应起到管理者的作用。1928年，国民党确受到民众的拥护，很少中国人对国民党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怀疑。国民党有受人尊敬的长期革命历史，又被证明其为民众的目的，能效力动员并发挥战斗力的组织。
国民党在与苏俄发生密切关系的四年中，已经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列宁主义烙印。此时的国民党，与当年集合在孙逸仙周围而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已大不相同。国民党这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而受少数人的支配。为了实行训政职能，比1924年改组前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国民党也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但已认识到动员“群众”的作用，也知道动员会带来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通过政治训练，已证明其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的领袖，即受人尊敬和钦佩的41岁的蒋介石。在审慎的进行筹划，运用谋略，适当作出妥协等方面，已证明蒋氏的决心和能力。蒋介石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与孙逸仙逝世后的头两年（鲍罗廷最具有影响力的时候）相比，此时国民党领导的观点要保守得多；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现在都已相继离党而去；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如前所述，国民党领导集团已被派系斗争弄得四分五裂——从整个中国来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党员人数迅速得到发展，也扩大了党的影响。而今取而代之的，是两党合作既已散伙，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开始进行武装反对国民党，只得走上准备要在很久以后的革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员人数可能此时已减少到不足1万人；即使有1万人，也难以成事。约20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以及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员已经战死，或在暴动中被杀害，数千人畏惧危险而脱党。其余的党员悄悄住在城市里，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剩下的几个领导人已经秘密前往苏联，去参加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位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宣布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真正统一国家，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但此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党的领导人在敌对的环境中要重建自己的党，摆脱共产国际所定下的政治路线，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但是建党七年以来，中共领导集团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从实践中学会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懂得通过党的助手青年团组织来吸收爱国青年。这些青年团的领导人，大部分都受过教育，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凭借各种刊物完善其宣传手段；懂得怎样发现并组织积极分子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如操纵这些活动来为党的其他目的服务。中共领导人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的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如何把工人组织纳入到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罢工；也深知政权的重要性和获得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另有一些领导人已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使之懂得苦难与希望之所在，而加入到有组织的行动中。这种迅速建立起的组织，面对有根基的地方势力，其脆弱之势实不堪一击。卷入武装斗争的，不仅是一些幸存的党的骨干，还有黄埔军校及其武汉分校的学生，原北伐军中的一些政工人员和军官。1928年，不论其来自课堂、车间或农村，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一场浩劫中受到洗礼。经过这场浩劫的筛选过程，一些胆怯的人已淘汰出局。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领导集团，其中有许多才智之士，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但其面临的反对力量，却是很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人道主义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有着70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有许多是在威逼之下签订的。这些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列强政府用炮舰和海军陆战队，迫使中国给予其享有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归还中国“丧失权利”的方向进行谈判，但日本这个死硬顽固的帝国主义国家，却正在使用武力来维护和巩固其在满洲的经济地位。
在中国国内，军阀主义也并未寿终正寝。孙传芳、吴佩孚、张宗昌和张作霖之流的军阀虽然已被打倒，但在北伐过程之中，却出现了另一些其代替者。这时，全国有5个地区的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中央集团；拥有湖北大部以及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根据地，正忙于扩大势力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国民军；将其部下将领安置在平津地区的阎锡山；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控制着东北。北伐战争几乎没有触及到西部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军事将领，仍在各自据有的地盘稳坐钓鱼台；甚至国民革命发祥地的广东，也只是松散的依附于南京中央政府。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几乎是完全的自治现象——这是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必然是国家统一和全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
过去遗留下来许多棘手的问题，如混乱的币制，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腐败的税收制度，完全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此外，很少的现代工业，又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工人居住在贫民窟中，过度地劳动，而工资极低。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生活条件的恶劣，稠密的人口却只有极少的可耕土地，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指导，绝大部分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辛勤地耕作来维持生活。农村广大的民众都是文盲，又经常染上一些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农村的教育及卫生事业亟待发展。国内有些地区还经常遭受周期性的灾荒。
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1928年的政治意识充满着希望。但是，即使在具备最有利条件下，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必定是缓慢的，更何况这种最有利的条件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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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2]对此问题的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