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3部分在线阅读

[43]校注：6月4日，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占领省公署等机关。6月12日，各路联军合力击败滇军与桂军，克复广州。
[44]校注：连坐；亦称“缘坐”。中国旧时因一人犯法，而使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属、邻里或主管者连带受刑的制度。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作战颁布《连坐法》，一人作战不力，全班受惩；一班作战不力，全排受惩；余以此类推。
[45]校注：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系在黄埔军校之内，在国民革命军中并无此两派斗争之说。
[46]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47]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48]校注：上海大学，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培养革命干部学校，1922年10月，由设在上海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于右任任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校务长，负责主持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杨贤江、侯绍裘等在该校任教；设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社会学三系及美术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白崇禧派兵封闭。
[49]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50]校注：此人即顾正红（1905—1925）。
[51]关于五卅惨案的重要史料，有《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22（1925年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以后数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馆克约翰1925年6月10日发出的快信，附件1：《5月16日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廖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间，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未见到此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往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院弗兰克·B.凯洛格说明事件的信件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未见到此件）。大量的信件、剪报、中国刊物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136—138卷；这些材料可以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1，第647—721页见到。近期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对特权的捍卫》。
[52]校注：此处五个列强，即英、日、法、美、意五国。
[53]校注：按：即沙基惨案。
[54]校注：1925年4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和教导第二团，奉命改称党军；同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建国军与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同年7月26日，国民政府成立，所属各军一律称国民革命军。
[55]陈训正对这次战役有全面的报道，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所附两幅地图类似报道的基础（1，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詹金斯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载《纽约时报》，6月7—13日。
[56]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把加伦作为进攻计划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了苏联顾问与分散的革命军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加伦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点，是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当时在革命军中的，大约只有20名苏军顾问。
[57]校注：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孙科、伍朝枢、徐谦、张继、张静江、程潜、廖仲恺、朱培德、古应芬、于右任等16人；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国民政府共设此四部，此处所称“九个部”有误。
[58]校注：此处有误。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称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初为孙中山，孙氏逝世后，1925年4月16日，由谭延闿继任；1924年7月11日任命的委员为胡汉民、汪兆铭（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7月16日辞）、戴季陶、伍朝枢、邵元冲；7月16日递补瞿秋白；1926年1月26日，特任委员吴敬恒（吴稚晖）、于右任、李煜瀛（李石曾）、李大钊、陈友仁；伍朝枢任秘书长；鲍罗廷任特别顾问。许崇智不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59]校注：此处有误。军事委员会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军委会常委，廖仲恺仅为军委会委员。而且在1924年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时，并没有军事委员会。实际1926年3月26日汪精卫即离开广州，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即由谭延闿担任。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成立时，廖仲恺并不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仅为委员会委员，而且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胡汉民虽为常务委员，但1925年9月22日即离。所以，此处所说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三执政官，是不准确的，至多只能说1924年1月30日成立的国民党中执委和1924年7月11日成立的中政委是如此。
[60]校注：1925年7月4日广州市并未设市长，设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任首任委员长，孙科任第二任委员长。
[61]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这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62]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段落，是由作者研究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材料的一份手稿写成。
[63]校注：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另二人不详。
[64]这场争端，中国一方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续直至3419页。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詹金斯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65]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充分报道了间歇性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
[66]校注：按即广州四一五惨案。1927年4月15日凌晨2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分子2000余人被捕，其中200余人被杀害。
[67]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日记》，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68]校注：1925年7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组编为五个军，1926年6月5日组成总司令部，总司令为蒋中正（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第一军由党军组成，军长蒋中正（1926年1月20日辞）、何应钦（1926年1月20日任）；第二军由湘军组成，军长谭延闿（1926年9月免）；第三军由滇军组成，军长朱培德；第四军由粤军组成，军长李济深；第五军为李福林个人的军队，称福军，军长李福林。
[69]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该书收集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讲到军队改组和集中的重要成分。拙著《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傥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第227—233页，其中详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70]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稿，第334—354页。
[71]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率兵的战斗。
[72]《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以后各图。
[73]校注：即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74]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的主要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75]《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76]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77]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34—237页。
[78]校注：出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为：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及列名而未出席的戴季陶，共14人，自称为国民一届四中全会，决议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及其所任中央部长之职，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史称此次会议为西山会议，称出席会议者为西山会议派。
[79]《西山会议关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忆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09—312页。
[80]校注：1926年，中国没有特别市建制；特别市建制始于1927年4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此处所讲的三个特别市，是就国民党设立的北京、汉口、上海三个执行部而言，不是政区建制的特别市。
[8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82]《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