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0部分在线阅读

最后一战：攻克北京与定都南京
重新进军北京的准备
为了完成武力统一中国的使命，目前在国民党内最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四分五裂的军队，并努力把国民党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蒋介石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宋氏在理财方面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而此时地方收入解往南京政府的，只有江苏、浙江两省。在1928年1月7日就职之日，宋子文宣布每月的收入仅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则高达1100万元；希望能把每月的收入增至1000万元。[390]
重新组建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亦非易事。原来英勇善战的第四军，此时已大为削弱，其数名高级将领均已引退。大部分原第八军已被赶回湖南，军长又远在日本。[391]正在湖北建立权力基地的第七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白崇禧所统率；而李、白二人又与南方的李济深、黄绍竑关系密切。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凭蒋介石指挥下的大杂烩部队，是难以对付这两个敌对者的。蒋介石只有把希望放在冯玉祥和阎锡山身上（阎锡山在1926年6月已经举起国民革命的旗帜，但在1927年10月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两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此两人是蒋氏进军北京时可能的合作者。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倡议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
事情很快被弄清楚，蒋介石及其亲信准备改造和清洗国民党，企图组织国民党的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392]，浙江和江苏的党组织正在改组。从1月13日到2月1日，蒋介石已为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一切事务安排就绪。除了议事日程达成一致，说服各派不要提出敏感性问题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议。在两年前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13名共产党员[393]，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精卫一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的共产党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于这些人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会议之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4人不准参加会议[394]，其他的人可以与会。蒋介石的3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被说服携带巨款出国考察，其他有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此会。[395]
共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后来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396]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即确立党的政策最新指导方针，停止以往的争论，选出新的领导集团。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国民党应在国内促成精诚团结，以互相合作的精神取代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对一切宣传当以先总理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先生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对国民党和反对国民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论，应符合国民党的政策。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应进行清党，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各省的党部，撤销中央和省党部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设三个部，即组织、宣传和政治训练三个部[397]；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以科学为重，学生应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398]这个保守的主张很快得到全会的通过。全会彻底消除了过激势力的影响，清除了过激分子和少数左派党员，为国民党以后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为掩盖宁、汉双方以往的对立，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即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全部予以废止；同时，作为南京反共内容之一开除一些人出党的决定，宣布为无效。但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特别注意清除中执委和中监委中的共产党员；还以甘与暴乱同谋为由，开除了彭泽民和邓演达两人的党籍；此外，还停止徐谦的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利以及两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资格。[399]为了填补空缺，中执、中监两委员会的全体候补委员，一律晋升为委员。[400]
全会审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现在国民政府组织得更加完善[401]，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侨务）。这虽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却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国民政府的组织，此时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国民党的重建，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之下。全会还通过了标准的军事组织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已很深地渗入这一工作（蒋介石已选定其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主任）。全会还进行了选举，但候选人的提名一直不很清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是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和谭延闿，另外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02]国民政府委员会包括49名委员，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5人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共有委员73人，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足可以安排保守而有声望的国民党员和军事领袖。蒋介石负责军事，谭延闿似乎负责监督政府事务。[403]
完成了这些政治安排之后，蒋介石开始准备向北京进行最后的军事冲击。两个月以前，冯玉祥已派一支部队沿陇海铁路东进，何应钦第一军一部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于1927年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要地徐州会师。1928年的2月9日，蒋总司令率领参谋人员离开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玉祥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的计划。冯氏的国民军获得部分南京政府拨给的军饷和给养。冯将军的几个朋友，还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黄郭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工商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404]汉口的桂系方面为了结交冯氏，也为其提供了一些资金和武器作为礼物相赠。此时广西的将领正在湖南忙于征战，对于进军北方自然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原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任参谋总长[405]，以协调北伐军各部。[406]
约用了一个月时间，北伐的部队重新集结并完成了粮秣弹药的准备。蒋介石将军统率庞大的第一集团军，共有18个军，辖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属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任军团长的4个军团。第一军团是由原来的第一军扩编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另外还包括有张发奎和朱培德交出的几个师和军。按照常例，第一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军团。[407]陈调元是北方人，原来是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革命军，虽为北伐军的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其仍是一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第一阶段，率湘军一个师归附北伐军，参加攻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该部现已扩编为第十四军，卫戍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曾与以前广州各派反政府势力关系密切，最近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职，参加1927年5月该军由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方将军只率领一支不大的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4个军团连同一些杂牌军，会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一部分，进攻山东。与两年前从广东出兵北伐的5个训练有素的军团相比，这支大军显得十分庞杂[408]；其距北京的征程约500英里。
在战役开始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郭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这是双方作出巨大努力达成的结果。3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了两道命令：其一，宣布南京事件中的肇事士兵和有牵连者均已处决；其二，宣布充分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双方代表互换了照会，在照会中互致歉意，并作了解释。3月20日，双方协议签署，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一年有余。就美国而言，虽然外交上的承认晚了一些，但总算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但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说，这样的解决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美方只表示了遗憾，说是“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炮击）以保护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对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明明是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也访过南京，并与黄郭进行过磋商，但未获致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409]
最后战役
张作霖大帅全面统率安国军，其中包括张大帅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褚玉璞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方的铁路线；孙传芳部和直鲁联军在东面防守津浦线。但是直隶省的大部和鲁西南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以防守骑兵的攻击。西侧的阎锡山统率第三集团军，使京汉线的防御更加复杂。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1928年的春季攻势，长驱直抵鲁西南，在西线展开了对奉军的攻击。第一集团军约于4月9日投入山东的战斗，沿津浦铁路线向北推进；并另派一支兵力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往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军心涣散；但孙传芳犹率部作困兽之斗，企图进行反攻，终至惨败。第一集团军由此打开了夺取济南的通道。孙良诚将军率领的国民军骑兵，于4月30日进入济南城。但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二集团军的攻击。当第二集团军推进至河南省北部的彰德、安阳时，距北京仍约有400英里。4月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正太铁路作先发制人的反攻。在5月份的第一周，当大战方酣之际，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与调往济南保护日本侨民的日本正规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惨案，1928年5月3—11日
日本的田中政府，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虽表好感，但其对北伐初期的南京事件及其他的排外事件，仍铭记于心。为了应对北伐军取得胜利后的局面，日本内阁、军部、参谋本部就保护华北日本侨民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派出一支远征军到中国，但也有人反对。[410]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郭试图使日本人相信，国民政府及军队保护其统治区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在4月初，形势趋于明显，北伐军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推进。尽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要求北伐军绕过这座有2000名日本侨民的城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军部说服，并经内阁同意，从第六师团调一支5000名士兵的远征军开往山东。日本还公开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并无意于干涉中国内政；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侨民时，军队即行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而民众的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国民党高层希望避免冲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布严令，禁止在日本人居住区发动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地图18
1928年前后的华北
4月25日至27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到达青岛，自作主张，命令部队开往济南，约有500名士兵于4月30日抵达该城。此时北伐军已撤离济南。这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设立桩牌，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侨民居住地区——称之为日租界[411]，并设置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5月1日，孙良诚率部及随后的第一集团军部队开进济南。当蒋介石将军于5月2日到达济南时，要求福田彦助撤兵，并向其保证维持济南城内的正常安定秩序。福田也同意，当晚日军即撤去路障，也准备离开，似乎愿意将该地区和平移交给国民政府。
5月3日清晨，双方的小股部队发生冲突。至于战斗的原因和责任，至今仍不清楚。尽管蒋介石将军和福田力图制止，双方的冲突更为加剧，以至发展到暴力残杀。[412]最后，双方实行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内维持秩序外，其他部队全部撤出。蒋介石为了不妨碍其向北京推进，显然设法避免陷入这场危险的冲突。
但是，福田却要通过对中国人的惩罚，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要求军队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调兵前往增援。5月7日，日本的军官见援军已开到济南，遂准备采取激烈行动。[413]当天下午，福田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中国高级军官，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在日本兵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座兵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铁路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性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接受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问题。次日上午，蒋介石将军送去了只满足福田几项要求的妥协答复。福田蛮横地认为，其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声称为了维护日军的尊严，只有采取行动。5月8日下午，日军在济南城区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在城内的中国军队已被击溃。济南城市遭到很大的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比济南惨案更能激起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了。[414]
济南惨案结束了国民政府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努力。但是，国民政府仍尽一切可能，避免与这个强横的邻邦发生纠葛，要求国际联盟对济南惨案进行调查，也呼吁美国政府能给予支持。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军事指挥官的这次强梁横霸的蛮横行动，是此后这类行动的第一次。日本军人的这种蛮横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的强占满洲，然后导致日益扩大的中日冲突；最后的结果是1945年日本落到战败国的地位。
谁将占领北京
1928年春，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其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来达到目的。为了在中国内战中作出公正的姿态，日本政府决定阻止中国的内战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928年的1月，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说日本不能容许北伐军到长城以外去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如果张作霖战败，日本将保证其迅速退回到奉天。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要保持满洲的和平，如有可能，就安排交战双方停火，否则出兵实行武力干预。
为了避免同日本纠缠，蒋介石已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将其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中旬，当日军正在济南及周围打击中国军队时，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击，安国军朝北京和天津方面撤退。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向石家庄推进，于5月10日与沿京汉线追击奉军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会师。同时，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各地，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方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南的保定和山东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以便用褚玉璞的直军和奉军来增援鲁军；但在防线东端抵不住冯玉祥的攻势。德州于5月12日易手，守军朝天津方面撤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与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晤，计划大军向天津推进；如果攻下并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其根据地的退兵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已趋明显，军官们将家眷及贵重物品运送回东北老家。京绥路线的奉军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在奉军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也开始行动。担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白崇禧，已率部进入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河南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宗仁负责。5月20日，白崇禧将军在郑州会见了蒋总司令，接受总司令的命令。命令他统率的部队却原来是唐生智湘军的一些士兵。[415]
天津和北京可能要被北伐军攻占，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其在天津五个租界[416]侨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界。南京事件的经验和最近济南的纠纷，不论谁胜谁负，各国对中国军队能否遵守纪律，不能不加提防。根据1901年的《辛丑和约》，列强已多年在天津驻扎有几支军队，这些驻军最近增加至数千人。5月11日，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官提出，按照中国与列强1902年签订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30里以外的地区。美国不是这个签字的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417]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斯梅特利·巴特勒自己单独制定了保护美国侨民的计划，其他的列强则制定联合防御计划。
在东京，日本外务省正在准备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文本，表明决心要阻止中国的内战扩大到满洲。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其解释将于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备忘录的目的。以下为其部分谈话：
我们制定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战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和平地撤出北京，维持士兵的军纪，且不被南军追击，我们将容许其进入满洲。但是如果张作霖在北京进行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军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其与南军进入满洲。我相信这项计划，将会使张作霖偃旗息鼓，悄然离开北京。我也相信，如果张作霖现在从北京退出，南军也不会对其横加干扰。因此，我期待北京能被放弃，和平的转入南军手中。[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