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7部分在线阅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了《告农民书》，强调其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的地方武装团体都必须收归新的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农民协会的土地委员会管理，再在农民中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是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作出的，并且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267]，制定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268]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3月份就开始了一场由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发了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湖南省农民协会定下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一个理论，遂成为激进分子的标准论点。提纲认为，必动员农民来支持国民政府以挽救危急的政局。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提纲还进一步争辩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得到土地的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便能交更多的农业税。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存在的封建制度不彻底根除，以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必须要有政治权力。[269]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已有600万名农协会员，但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270]不论实际的数字究竟是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使组织者认为，可以用新的权力来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多旧账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年，在许多地方，有的士绅已经感到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对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威胁，试图来进行镇压，组织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对查出的农协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处决。[271]大多数的镇压行动，最初是由地主对农民开始的。但是从毛泽东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数县的报告，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半年，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有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272]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分田分地的斗争，导致地主财产的被分和地主的逃亡。湖南财政委员的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地主的报告——此人关心恐怖最后会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到底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提议，地方党和政府应有权决定死刑案件；对任何死刑均应由这一机构批准，不允许个人擅自行事。因此，联席会议决定，革命政府禁止群众及群众组织去执行死刑。对于要求执行死刑者，必须将指控材料送交地方党政机关，由其作出适当裁决。联席会议决定，授予省级革命法庭批准死刑的终审权。显然，武汉政府当局想把农村的报复性暴力行为置于制度的控制之下。3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个杰出的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其所列举的八个县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联席会议的争论所引起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按其罪行的大小，或处死，或终身监禁。宣布判决的是县法庭，也就是县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的程序选出的省级法庭有终审权。长沙的湖南省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对其敌视的材料，也是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一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各地乡间逃来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就是农民自卫队的力量。[273]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其家乡醴陵县农民不顾李氏来信保证其父不反对农民协会，将其处死。湖南新化县县长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称，一伙在地方革命组织中大权在握的人公报私仇，不经审讯即处死土豪，甚至用充公的名义私分地主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这伙人处死了十多人，也无人敢干涉，甚至未经审判即枪杀了来收厘金的负责人；此负责人被拘留，本应交县长审讯。著名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记述中，记述了对三个人的审判。谢冰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这三个人，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途经这里的中尉连长。三个人就这样断然被处决了。[274]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1927年4月）即加以限制。[275]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大规模没收农田重新进行分配，这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而罗易则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举行农村暴动。到了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认为富人是敌人，已经在夺取其土地并瓜分其钱财。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总是含蓄地说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276]
在动乱日益加剧，武装的农民运动战斗情绪日益高涨之时，中央土地委员会于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定出土地政策待国民党领导集团开会通过。邓演达为土地委员会主席，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其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土地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国民党左派领导集团中都有很高地位；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谭平山参加莫斯科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共开五次会，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于是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日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各省农民运动有关官员，军事将领，政治官员，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重新北伐控制各省——情况的人。几名苏联顾问也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提供了其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会议，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和过激的方案。[277]
经过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须解决；但对土地立时全部收归国有，还是部分的没收，则有很多争论。委员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进行土地部分没收，即政治上的没收。因为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在军队中正在出现日益发展敌视农民运动的情绪，所以小地主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中央土地委员会只订出总的原则，实施细则交各省当局根据各地情况制定。《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和所耕土地不足以维持全家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斗争中，国民政府应予以援助。《处置逆产法》将“叛逆”规定为所有反对国民革命的人，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人，巧取豪夺民众的人，制造假币的人，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财产悉予没收。可是《草案》还详细规定政府机构根据何种证据没收逆产，均须依法施行。此外，在战争期间所获的敌产，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土地将用于改善农村的措施（如设立农民银行）；下余部分，将分配给退伍的革命军人。分得土地的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于其死后，这些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内容更为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即领受土地的人应当交纳地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显然要将充公行为加以法律化，而不是听任群众随意的夺取土地和财产。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湖南和湖北进行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委员会在房间中精心制定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交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交付其他杂税；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交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政府开始真正履行保护佃农利益，这是其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定一项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一些省一级的工作人员则要加快土地运动的步伐。5月9日，即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278]《决议》没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累进的土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土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享有永久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士绅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应予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队。废除一切积欠的债务，用法律规定降低和限制利率。这些更为激进的土地革命处理方式，决议案前言中的基本分析，表明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在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需要按规则进行。
5月14日，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提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等待作出决议时，几个领导人表示忧虑，认为如果建议得到通过并公布，将会大为影响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结果，投票赞成决议（虽然是保密的）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均为双重党籍）和邓演达的票数，为八名反对的票数所压倒，拟议的土地法令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决议中其他有几项被通过，但没有全部公布。结果，因为战场上发生了事件，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也发生了事件，遂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作出的立法，都成为废纸；这些决议的通过与不通过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革命军，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政府一派的军队沿京汉线进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军队则沿津浦线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率部出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的军队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后方防卫部队，以防对方的来犯。武汉的军队由唐生智全面指挥，先与吴佩孚的残部相遭遇，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对抗。南京方面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强大的直鲁联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武汉军，在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会点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撤到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军攻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会点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其部队。[279]日本政府看到战事推进到山东，担心日本在山东的侨民安全，于是派兵到青岛，又复进兵省城济南。日军侵犯中国的行动，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武汉军的攻势，以张发奎处在前线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开始行动，兵力约6万至7万人，沿京汉铁路向吴佩孚部下将领残部地区——河南北境推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来反对武汉军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联合冯玉祥。在吴佩孚属下的第二个集团中，有数人接受了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开放了武汉军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仍遭到致命的一击。这样，吴佩孚就结束了其长期的戎马生涯，只得逃至四川东部去受杨森的庇护。[280]吴佩孚战败后，武汉军打开了与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奉军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统率，是具有重型武器装备的军队。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日和18日两天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率部向东疾驰，兵不血刃，获得大量战利品。武汉军伤亡约1.4万人，冯玉祥部只损失400人。武汉的医院住满了伤员。[281]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前锋的南京军，在进攻的行动中所付的代价较之武汉军要小得多。
武汉政府派出最精锐的军队北上，与奉军展开血战，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及主要城市，从而给对方的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机会。在北伐初期，倒向北伐军编为第二十军——川军军长杨森将军，乘机从其根据地的四川万县，向东进攻湖北西部的宜昌。驻守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虽受有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可是为了想夺取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斗寅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并要求后方驻军将领的支持。夏斗寅的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282]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推进至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该师其他各部已进至距武汉仅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武汉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未与夏斗寅相联合，但却暗中予以同情。[283]
武昌的驻军司令叶挺，率新组建只有部分装备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恽代英领导的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百名学生的援助下，迎击了夏斗寅的军队。叶挺和恽代英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紧急时期武昌的安全工作，特别担心附逆分子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希望其伙伴的“小资产阶级”放心，无意将其推翻；同时却否认其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负有责任。罗易还准备向夏斗寅的军队发出宣传性呼吁，要求士兵不要为其师长的反共声明所欺骗；指出这个师长真正反对的，是士兵们的“湖南农民兄弟”，因为这些农民兄弟正在分地主和士绅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的军队。[284]
武昌以南战事，切断了武昌与长沙的联系；而长沙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该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日益像军队样的好斗，许多对立分子在4月份已被处死。这样，激起了强烈反共情绪的人走到一起，正在进行筹划镇压激进分子的阴谋。长沙城内谣言四起，说武汉已陷落，汪精卫出逃，鲍罗廷被杀等。由于武汉政府将精锐部队调往北方，长沙的城防力量空虚，唐生智的湘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军，留许克祥率一个团驻防长沙。同时，长沙城中及全省各地，还零星分布有为数不多的其他湘军。有一些远离长沙的地区，军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数名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被杀；同时，长沙的驻防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也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最后摊牌。[285]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总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驻防军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一些共产党员于5月18日组织了由群众和守军参加的联欢会，保证遵守革命秩序和拥护国民政府。[286]但是形势发展得很快，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根据湖南省代理省主席[287]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三十五军，收缴他们的武器”。在同一天，城内的驻军与总工会发生了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进入何键的住宅，拘留并殴打其父。[288]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军官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进行暴力镇压，杀死了抗拒者，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了许多激进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武汉派来劝说省农协会向武汉放行运粮的购粮团人员，也在冲突中被抓，且有数人被杀。[289]在以后的数日中，省城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城。[290]在湖北，夏斗寅败退的军队在各处横冲直撞，到处打砸农民协会，恐怖行动发展到鄂南和鄂西的其他地区。[291]湖南、湖北两省被杀的人，可能有数千之多。
长沙遭受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之中，也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武汉的军队在前线进行战斗时，而留在后方的军队，未得到武汉政府的命令，竟擅自采取了反革命行动。对于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的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当时唐、何二人正在河南前线指挥作战。武汉的政治委员会对长沙发生的一切也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往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政治委员会任命刚担任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以及陈公博、彭泽湘[292]和唐生智指定的其他两人[293]与鲍罗廷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委员于5月25日由武汉出发，但刚到湖南边境，就接到许克祥发来的电报，要以加害于诸委员相威胁。委员们只得回到武汉。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294]，在湖南内对所有的国民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295]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11日进行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或是莫斯科，革命指导者们争论如何渡过危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以国共两党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决议，宣称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目的是对其加以孤立，然后清除其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要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296]这个决议，连同在两党合作基础上拟定的许多温和的细则，都被搁置了起来。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要另一党参加，并与其左派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作出的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过一个宣传阶段；目前要对士兵进行宣传，并在村里和县里组织自治团体。[297]这个顺应形势的决定，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为具体的是在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此时还没有正式成立），却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告知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并指示农协和工会要忍耐一些，避免进一步摩擦。[298]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在会上对其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其继续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说国民党左派限制农民运动，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299]中国代表团则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争论不休。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来电，内容为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斗争，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亦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施展策略？斯大林认为，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施展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为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斯大林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其反对没收和分属于国民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官的土地。[30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301]。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总攻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指示的反应。[302]李维汉的命令还没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其进攻在5月31日下午就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则被全部歼灭。[303]
在这次灾难后一天，斯大林给其部下的那份著名电报到达革命首都的武汉。[304]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并号召与“过火的行为”作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只是通过农会来进行。电报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信任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2万多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的工农，来建立一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强调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群众运动会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即执行。[305]（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的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在几个省停止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愿者承认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使土地革命运动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幼稚行动，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的罪行，根本不能相比；但却破坏了北伐事业，危及于整个革命行动。[306]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派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的各种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命令，保证湖南的工农组织和共产党的完全自由；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武装农民以对付将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罗易还起草了“向农民呼吁书”，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士绅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对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军官的土地不得侵犯；指出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其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力劝湖南农民要想使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必须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这个集团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307]
但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军人，而不是语言。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可能由其代理人，用电报进行过联系。在调查委员会返回武汉后，唐生智指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作为其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周斓为特别代表。周斓受命指挥湖南所有的军队，并实行纪律整顿；命令双方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都需按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由张翼鹏4人以及包括许克祥等41名将领和政治军官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其5月21日的行动作了辩解，并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308]
电报的语气是服从的，但那份电报签名的名单，显然是带有威胁的用心，意味着表示签名者的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虽受到热烈欢迎，但却敦促其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周斓已觉察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也感到贯彻其不偏不倚的命令已不可能；他打电报给武汉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调兵前来镇压。[309]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宽，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而且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局势。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将冲突归咎于农民运动。其中包括夺取萍株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也不能运进矿区以供给矿工生活。[310]6月13日，政治委员会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汪精卫报告说，在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却又归罪于湖南很有势力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到农民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说，这些人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是军队攻打了农民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并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政治委员会取得毛泽东与吴玉章的同意后，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到湖南去恢复秩序，但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311]
唐生智到达其根据地湖南以后，对局势进行了一番审度，于6月26日电告武汉，指出应把两名在领导许克祥清党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处分。但许克祥不接受对其侮辱性的处分，率部开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了清党斗争。[312]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所部的第三军驻守该省，防御可能来自南京方面的进攻。但因军中的反共情绪和受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朱培德决定遣散军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于6月1日到达。朱培德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这几个人自4月2日起即被关押，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朱培德将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使其备受优待，并给予旅费；同时，又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派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处收缴了800支步枪和其他装备。朱培德刚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313]，显然是在竭力防止湖南发生的冲突在江西重演。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是在于能有安定的环境，别无他意。也允许国民党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并未被取缔，只是暂时停止活动，直至武汉政府命令恢复为止。朱培德宣布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南京的国民政府；还辞去了掌管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武汉派一批新的委员前来接替。可以料想，朱培德是在试探武汉方面的反应。在省内其他地区，朱培德命令暂时停止工农运动，被理解为镇压工农运动的信号。省农民协会送交武汉的一份报告称，大约有200名农民运动的领导被杀害；在报告提到名字的县份中，土豪劣绅疯狂镇压地方农会，大开杀戒以发泄其胸中的仇恨。
怎样应付这类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一些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举行一次总罢工以支持其建议。鲍罗廷对此建议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一旦颠覆朱培德的企图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汪精卫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考虑要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简要地说明，如果朱培德得不到宽宥，此人会立刻投向南京，这将大大加强敌方的力量。因此，政治委员会决定对朱培德的辞呈不予考虑。为了寻求妥协，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毕业生，到江西从事底层的工作。6月20日，陈公博与陈其瑗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此与朱培德进行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即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解决了。在江西省共产党的影响虽不及湖南省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了。[314]
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分裂
6月5日，即武汉政府重要人物将起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精卫的请求下，罗易后来将电报的中译文交给汪氏。汪精卫大为震惊，与其亲密同事经过费时数周的研究，才决定如何对付苏联因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带来的危险。[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