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8部分在线阅读

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316]因为武汉军在前线遭到惨重伤亡，后方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冯玉祥在会谈中占有主动权。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其在陕西和甘肃任命的人选，都将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冯玉祥所部和河南的杂牌军，改编为由冯将军指挥的七个军开赴前线。在前线的武汉军撤回后方，防守根据地。虽然冯玉祥私下对汪精卫表示，蒋介石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但仍不愿介入对南京方面的战争。会议参加者中，有数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317]武汉军于6月12日匆匆撤回汉口，于右任也一道同行；留下徐谦在冯玉祥军中（二人原为老同事），顾孟馀在郑州多逗留几天。鲍罗廷本着自己的观点，很快意识到会议是一次失败。[318]
武汉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极为严峻。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作了巨大的牺牲，才清除了一些在河南的敌对势力。但是，这位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正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则在李济深掌握之中；此人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潜在的盟友。李济深封锁了武汉到海上的通道。东面的南京军，此时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赶到山东，很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并且普遍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武汉政府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武装的农民运动，其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工农运动的活动，似乎其有意于做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农民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组国民党左派。这样，上述的难题又更为复杂化了。
从郑州回来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国民党上层领导者的头脑。为了安抚那些将领——其支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国民党左派是否甘冒失去苏联支持的风险，而与共产党决裂？若准备决裂，当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开始？在军事上的前景，是继续向北京挺进，还是发动向南京进军的战役，抑或南下再次夺回广东？要向北京挺进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阎将军可以率部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然后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道参加正在进行的北伐工作，但阎锡山又不可能同意（事实上阎锡山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东征南京可能成功。但要进行东征，江西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对此也颇感兴趣。但其所率各部在河南作战中伤亡甚重，亟待补充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赶造武器，但却缺少必需的原料供应，能否为武汉军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殊难逆料。
到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予以接受，指望苏联能为东征提供一笔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番号。唐生智指挥第四集团军，由两个方面军所组成。第一方面军由唐生智直接指挥，下辖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军；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和新编的第二十（由贺龙统率）共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武汉政府必须首先戡定仍在湖北境内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两部；派唐生智去处理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江西与朱培德谈判（前已详述）。
于此，共产党领导人遂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对于共产党员是否仍留在国民党内，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效力？这项政策曾使共产党组织得以迅速扩大，使党在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许多迹象表明，国民党要员中的敌对情绪正在增长，军队的将领中出现了反对群众运动和反对共产党的暗流。共产党只有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许多共产党员却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以为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在鲍罗廷忠告下[319]，共产党领导集团约于6月中旬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共产党员应该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共产党支持发动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以期在胜利后重建统一战线和恢复群众组织。[320]但在中共的计划之中，却忽略了冯玉祥这个因素。
郑州会议以后，冯玉祥派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会晤。于是南京和上海的显赫的权势人物齐集徐州，6月20日和21日与冯玉祥会晤。[321]会议的重要结果，南京允许每月供给冯玉祥200万银元的军饷，冯玉祥明显的倒向南京一边。[322]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武汉方面支付给冯将军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其个人影响，迫使武汉方面把鲍罗廷遣送回苏联（从2月份以来，这是蒋介石一直想实现的事情），驱逐出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都到南京，结束全党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全党，建立单一的一党政府。[323]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去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回顾其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涌入党内，拒不服从命令，压迫商人、工厂主、士绅、地主和士兵，然后提出其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愿出国休假者，准其所请；其他委员如果有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政府。“希望你们接受上述建议，并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冯玉祥向记者表明，“衷心希望国民党同心戮力，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并将电文的副本交给记者。[324]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展开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革命目前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一项铤而走险的方案。方案指示上海地下党在一个月之内，发动一场比两年前五卅运动声势更为浩大的战斗性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日本派兵到山东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对蒋介石军中士兵产生致命的影响，就会迫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书记处认为，这样就会导致一场全国性抗议，既破坏了蒋介石的权力基础，也粉碎了武汉政府右派制造的危机。一旦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这场运动就会成为爆炸性的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325]但是，政治局[326]否决了这一方案。因为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群众运动，这无异于自取灭亡的方案。武汉三镇日益增长的敌对形势，迫使中共领导人只得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们有的是上海和广州被破坏的工会成员。[327]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兄弟代表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代表大会都受共产党的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要求，武汉政府必须与共产党割席绝交。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的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感到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劳动大会进行之时，甚至汪精卫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但共产党的政治局却在争论，如何处理穿制服的武装纠察队是归总工会，还是归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问题。纠察队是引起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对中外工商业者进行鼓励。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或者是否让这些人渡江到武昌，去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中共政治局显然是在鲍罗廷住处集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当天晚上（或者是出于巧合，或者是在取得默契以后），武汉卫戍区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总部，限令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制服和摘下证章。但在第二天，军队将办公机构又还给了工会，并作了道歉；纠察队又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当日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许损害工会。[328]
迫使两党决裂的压力仍在增长。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归咎湖南的混乱原因在于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于6月29日公布。同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进行清党，并威胁说，将令所部全力捉拿共产党员。面对这一威胁，共产党决定将领导机构迁至对江的武昌，再在该地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以确定一条政治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住处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以后，与会者接受了一系列决议，中央委员会在7月1日的会上予以通过。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左派保持工作关系，作了最后的让步。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当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并受其监督；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必须保护工农的组织；工农武装应服从政府的监督和训练，武汉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与其纠察队不得行使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纠察队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不久，共产党领导集团就严厉谴责其本身向法律和秩序要求的妥协行为。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问题；这些人应作为国民党员看待来进行工作，而不可以共产党员的姿态出现；为了避免冲突，也可以请假。[329]
6月份的最后几天，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开始离开武汉；这些人帮助国民革命曾竭尽才能，耗尽心力，现在苏联的援助也随之快要终止了。7月初，记者访问病中的鲍罗廷，其人甚为消沉，但决定只要有一线希望，仍愿留在武汉；其妻在北京监狱，原于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途中为直鲁联军所逮捕。鲍罗廷在离开武汉前，必须设法为释放其夫人的事情奔忙。日本显然愿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撤销了对鲍妻及同船被捕其他苏联人的指控。该法官旋即失踪，后来在日本露面。这些刚刚获释的苏联人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北京，只有鲍夫人隐蔽在北京某处。为掩护其踪迹，苏联方面伪造了一系列假报道，称其已到达海参崴，并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最后发表其到达莫斯科时的谈话。到8月底，鲍夫人终于化装为一修女，成功地逃离了北京。[330]
国共两党的决裂发生在7月中，冯玉祥和蒋介石要徐谦一再致电其武汉同僚，敦促其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同时，蒋介石将其精锐的第一军调回南京，令第七军和其他两个军向江西开进。冯玉祥和蒋介石正在对武汉施压。在上海盘桓数月的宋子文，突然于7月12日回到汉口，显然带有宁方的密信。在汪精卫的住所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比较保守的武汉政府领导人占了上风，希望找出办法和平解决与南京的对立。办法当然是与共产党决裂，要求鲍罗廷回国（鲍罗廷已经在做从陆路取道蒙古回国的准备）。[331]
7月14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其一，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向苏联解释孙逸仙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中苏关系；其二，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冲突，特别是结束两套独立并行的冲突决策系统。第二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汪精卫关于6月1日斯大林影响中共政治局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党部处理一批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委员会应选派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一般人是保守秘密的。[332]因此，看来国民党的文职领导准备推迟分裂，然后采取和平步骤。国民党文职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能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所部军队的士兵已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吴、谭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三镇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7月13日共产国际会议紧急指示作出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中共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国民党；即使其被开除出国民党，仍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抵制国民党上层的决议，并促成国民党领导机构的改变。对于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的陈独秀来说，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333]以前，陈独秀曾多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都遭到拒绝。此时，陈独秀遂辞去了总书记职务。7月13日，共产党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未能保护工人和农民，实际是对反动派的鼓励；并宣布谭平山和苏兆征已辞去其职务，但仍强调共产党既不会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庐山胜地休养，会说俄语的瞿秋白伴随鲍罗廷前往，此时鲍罗廷的妻子刚从北京狱中获释。不久，时年28岁的瞿秋白，即成为共产党新的总书记。[334]
现在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为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党员决议的当天，但仍命令保护其人身自由与不得损及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声明，也见诸于传单和报端。这促使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势必要把斯大林威胁性的电报公之于众，并谴责共产党企图在脱离政府之后，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做法。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双重党籍的党员在两党中只可取一。双方发表了更多互相诋毁的文件。但几位国民党左派领袖则对两党的决裂深感痛惜。邓演达为此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的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农民部长的职务。邓氏原已告失踪，不久就起程前往苏联。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前往庐山牯岭，不久，就到上海转往苏联。邓演达和宋庆龄两人的声明，都强调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指责武汉的调和派领导人已转而反对社会革命。[335]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武汉。
现在，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左派阵营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处死了武装敌对分子。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逃亡或是暴动两种选择。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张发奎军中；张部正在向该省运动，军中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最后一个星期，两党合作的政策在阶级斗争的礁石上碰得粉碎。在共产国际的鼓动下，共产党核心领导开始筹划进行武装暴动。
鲍罗廷的离开汉口，象征苏联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努力已告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同一部分苏联顾问和贴身警卫、陈友仁的两个儿子、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乘一列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旅行车、大量汽油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最重要的官员为鲍罗廷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汪精卫交给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所作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苏联，讨论两国合作的途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仍然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汪精卫公开表示，其相信鲍罗廷能对两党合作的复杂性作出详尽的报道。此信以“致以革命的敬礼”为结语，落款署名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336]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样热烈的欢迎，冯下令保证鲍氏一行沿途的安全。鲍罗廷一行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行进路线的原冯玉祥的苏联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337]，从火车上卸下卡车、旅行车和物资。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途做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旅行车的给养，然后往西再往北，途经陕西、甘肃和宁夏城[338]，然后穿过沙漠，于9月中旬到达乌兰巴托。经过一段长时间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丁斯克，然后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于10月6日抵达。鲍罗廷时年43岁。[339]
两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因其社会哲学的对立，而终于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员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国民党则致力于在各派之间实现不稳定的妥协。对于彼此互以“同志”相称并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退引了，但绝大部分活动分子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两党的分裂，决定了未来10年中国政治生活主要发展进程。
共产党人转向武装暴动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1927年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吸取了布留赫尔将军及其他参谋人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计划展开了争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力争掌握已开抵江西北部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起义的细节，是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的，并于7月26日经过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罗明纳兹、布留赫尔和其他几个苏联人一起也参加了讨论。这些密谋者希望说服张发奎参加起义，并率部返回广东；否则，共产党员将举行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将接管其军队。这项起义计划已通知莫斯科。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苏联人不参加起义，也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发奎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留赫尔预言，如果张发奎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可以达3万余人，足可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不过到那时候，共产党员能够把张发奎排挤掉。如果共产党在南昌与张发奎分裂，分化其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到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警告说，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当夜派张国焘去南昌，把共产国际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340]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者是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以及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起义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节，以示纪念。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341]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程度，以致当张国焘来到南昌，试图制止这次起义时，已是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二十四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十一军；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举行起义，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的张发奎；张将军此时正在该地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举行会议。[342]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于破晓前，在南昌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编师的骨干。起义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周密的制订出来。起义领导人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宣布了31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单，其中提到的缺席领导人，有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及张发奎和其部下的两个军长，还有17名共产党员。主席团中在场的只有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二人除外。据称，贺、郭二人是在退出南昌的途中加入共产党的。[343]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其有合法性，但后来则承认，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财政管理办法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东江地区问题，以及进军的路线都发生了争论。
8月4日，这支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冒着酷暑向南挺进，沿途损失了很多武器装备；加上士兵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中的伤亡，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蔡廷锴将军带着第十师开往浙江去了，只剩下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起义军在瑞金和会昌附近战斗，遭受严重伤亡后，伤员留在闽西汀州的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344]因为在多山的赣东和闽西没有农民运动，所以，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达闽粤边境地带后，才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日至30日）。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支持香港的罢工和封锁运动在该两地曾非常活跃。到9月底，被击溃的起义部队已完全失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该地仍有力量；但贺龙部下的几个师长却在此地倒向敌人的一边。许多共产党领导于是乘小船逃到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往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二十五师残部和朱德率领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和朱德率领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湘南和毛泽东会师。[345]
南昌起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随军南下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正在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在此必须交租之时，是农村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开会，改组领导机构，同时批判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治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的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以前，负责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机密。[346]8月7日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既要推翻南京政府，也要打倒武汉政府，将在一切客观条件许可的省份组织武装起义，期望尽早建成苏维埃。所有的起义都应当在“革命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347]
原来计划号召的秋收季节起义，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四省进行，但大部分江西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离开了江西，致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一次起义。新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委书记，坐镇广东。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部分。密谋者决定由毛泽东会同省委书记彭公达负责湖南的行动。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加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起义日期定为9月10日。[348]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做精心准备；起义一旦发动，绝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对于现存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转向革命，则可以成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口号对农民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杀死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攻打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处于逃亡状态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理论构想；但要实现起来，其困难就难以逆料了。
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的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攻打有两道城墙与防守严密的县城时，因缺乏有军事才能者的指挥，只得败退下来。以很差的武器，又没有受过训练组成的农民军，去攻打有两道城墙的县城，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中央已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因为这是一场农民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到一个市镇——新店，希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是一支有38支枪的以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座县城。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即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与湘东的起义农民联合起来。不幸的是，当委员会在与自卫队谈判时，其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首领却背叛了，并解除了农民起义者的武装，但让委员会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十天的到处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349]
毛泽东担任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论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军队，起义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并不顾中央的意见，将其主要精力用在长沙附近濒临湘江的几个县。毛泽东还希望起义是在共产党旗帜下进行战斗，而不是仍打国民党的旗号；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立即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毛泽东，派了一名苏联顾问到长沙协助毛泽东指导工作。只是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中，我们才得到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些有用资料。[350]
到9月的第一周，毛泽东拥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队伍。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所组成，不足一个团的兵员；因其错过了南昌起义，士兵开小差严重，几乎不成建制。其正副指挥官均为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部队是由夏斗寅部逃亡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指挥官原来是个土匪，曾与上述的所谓第一团发生冲突，被赶出了修水。第三支部队号称“平江浏阳自卫军”，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上的民团和土匪。一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351]的毕业生在指挥这支队伍，驻扎在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浏阳自卫军，由安源失业的矿工——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所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有两个“团”还互相持敌对态度——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授予共产党党旗。[352]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第一、第二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在此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举行小规模暴动，以转移对有城墙护卫城镇的注意；游击队则袭击出来镇压起义进攻者的部队。另外，起义者还注意到从南北两面切断通往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起义部队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内届时将发动群众起义以作内应。但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约有共产党员2万人，减少到只有5000人；在长沙的共产党员只有1000人。此外，起义部队的武器也比较少。
安源的第四团准时在9月10日开始进军，既然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位于通往长沙铁路旁的醴陵县城，并在县城驻守了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支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占领离长沙60公里的株洲，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克夫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农民用长矛、大刀等武器参加了冲突，夺得许多枪支。在较远的北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自相火并起来，第一团的残部于15日退到江西境内山区。面临这一变故，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15日举行的长沙起义。16日晚，第四团准备攻取浏阳。但就在此前不久，第三团因其北面右翼部队的叛变，而放弃了攻打该城的意图。次日，这支最优秀的共产党部队的第四团陷入了重围，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是农民组成部队的第三团，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马克夫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也未能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往来时，为民团所俘获，差一点遭了大难；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并躲藏起来，多半会遭到枪杀。毛泽东被俘的日子和被关押有多长时间，现在都不清楚。毛泽东从被关押中逃出以后，步行到第三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间小镇，命令第一团的残部也到此集结。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了这些溃不成军的士兵和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撤退到湘赣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有名的土匪筑垒地区的井冈山。[353]毛泽东于此开始其通向取得权力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才知道其已被清除出政治局；同时知道，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也给其他领导人以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