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6部分在线阅读

在福州，左、右两派力量的比较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也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的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省党部，并派员到各县去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个政治讲习所；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成立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自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各自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制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派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了保守分子，通过拥护蒋总司令为革命领袖，驱逐鲍罗廷，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机构……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行事的”。4月7日，一个更为保守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正式组成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失败的一方约有10人“先后落网而被处死”[237]。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一处建筑物进行突然搜查。外交使团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在使馆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举行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苏联人和36名躲藏在内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的李大钊。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9名执行委员中，有6人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件、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些武器弹药。此外，警察看到苏联使馆武官处的苏联人正在烧文件时，扑灭了火势，搬走了7卡车文件。[238]这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活动，还可能破坏了苏联军事顾问与北京苏联武官处的联系。4月7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苏联机构。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经过京师高等审判厅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于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处徒刑。在被处死的19人中，有数人是北京共产党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迹象预示，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后必与武汉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亲信杨虎和陈群，是与杜月笙的中间联系人；而这位杜大亨则是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之一。杨虎、陈群劝说杜月笙领导这次反共行动。杜月笙为此成立中华共进会；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帮领袖募集数百名武装亡命之徒，将住进法租界；蒋介石已给予其首领60万元巨款。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总工会总部。[239]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认。确切地说，杜月笙的共进会和汪寿华的总工会之争，是争夺对上海工人某些部门控制的冤家对头。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一支纠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击毙了数十人，逮捕了其余的人押至龙华受审。刘峙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因为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命令解除所有未编入国民革命军而携带武器的人员。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中央在上海设立的总政治部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日，对设在毗邻法租界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名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240]同时，蒋介石把第一师和第二师调往南京[241]，在那里还有其要做的事。
蒋介石所以要把军队调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准备在南京成立的政府。为此，蒋介石必须保卫南京免受北军的来犯，同时也为消减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二军和第六军渡江北上，去迎战敌军，并派第一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南京的城防。这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是能够服从其命令的。[242]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二军和第六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是由双重党籍的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富春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祖涵是参加同盟会的老资格革命家，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后，在这两个军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正常活动。在第六军攻下南京时，林祖涵不在军中，在3月底才来军中停留数日，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才从上海搬到南京。江苏省党部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中共党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两位引人注意的人。张曙时曾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出席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会，于4月3日由汉口乘船顺流而下，到了南京；后来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虽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生冲突的第一手材料。张曙时知道两名“反革命歹徒”已组织了对立的市党部，但第六军政治部关闭这个机构，逮捕了该机构的几个党徒。张曙时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蒋介石已指定“安徽省党部的破坏者、流氓杨虎”负责南京特别区的工作，同时指定另一个“反革命歹徒”实行破坏活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主要雇用打手”的劳工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受到公安局长温建刚的庇护，政治部也不能将其关闭。公安局禁止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二军和第六军已渡过长江，只有第六军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了会议，第一军则无人参加。[243]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当迁到南京[244]，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上午到达南京，留下白祟禧和周凤岐驻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曾计划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汪精卫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能举行了。一批武装歹徒——雇用费每天4元——捣毁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捆绑了省、市党部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协会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一齐交送公安局，有数人据说是共产党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藏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被捕，关了一夜；因之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为了反击这次袭击，左派工人到总司令部向总司令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结果。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但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歹徒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同党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通过水闸[245]逃走，前往汉口。[246]对于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南京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4月9日和10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以保守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的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自上海来电，声称汉口的行政当局已为共产党所把持，其命令就不必服从。[247]这显然是对4月15日开始恐怖清洗的暗示。
尽管有这些事件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对之却束手无策。由于缺少4月份前两周的党内文件，所以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领导人所做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隐藏或掩埋起来，以避免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是3月31日发出的，隐藏或掩埋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248]相反，中共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准备在敌方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艘因罢工停驶的船上举行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较为公开的集会，由总工会执行主席大胆敢干的汪寿华主持，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应告知公众，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空气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总工会即下令举行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有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对其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是应当镇压环龙路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其成员应予逮捕加以惩办；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并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负责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予镇压，所有的工人应武装起来。[249]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及其同伙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来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杜月笙为征募的歹徒配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小分队，穿着“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数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作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到杜月笙公馆赴宴，正在其要离去时，即被劫持杀害，尸体被弃置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大本营和总工会附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被告知午夜后袭击即开始，届时命令用路障封锁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庇护。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通过，白崇禧的伪装部队也获准从公共租界通过。[250]
在4月12日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邻法租界的南市、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开火。有数处的守卫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却中计投降。在有些地方，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穿制服的士兵也参加进攻；但在另一些地方，则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进行调解，以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有25名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有145人在白崇禧司令部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和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但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的工人武器，约有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的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军队和伪装的流氓工人封闭各种左派组织的办事处。[251]
失败的一方企图集合起其支持者。总工会的领导不顾白崇禧的禁令，号召举行总罢工，仍有10万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参加罢工在第二天不去上工，但罢工没能持久。13日，示威者在闸北集合后，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发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队伍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数十名无辜者被杀害。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有40多名为原来直鲁联军的士兵，是被雇用成为纠察队员的。当日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这个工会统一委员会将是蒋介石控制下的工具，把劳工运动纳入于保守分子手中。4月12日至14日，恐怖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严厉谴责蒋介石和要求援助的报告。[252]
革命摇篮的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同样残酷的对共产党领导组织的镇压，许多知名的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政府“罢官”的李济深，在上海开完了右派的会议之后，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即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4月15日开始戒严，广州公安局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李济深称其奉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之命，立即逮捕广州所有的共产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于是在4月15日黎明前数小时，广州开始清党。
数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警卫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粤汉铁路终点站的黄沙车站，铁路工人的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以后即被改为保守派领导的报社。4月16日，街上出现拥护蒋总司令和拥护政府迁往南京（此时已即将实现）的标语。受共产党很大影响的黄埔军校学生，都被解除了武装，但大部分学生是拥护蒋总司令的。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军校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则纷纷逃走。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罢工，只有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但结果有20多或30多工人领袖被捕。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的7人，悉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强行改组。突击搜查持续到4月27日，约有20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被捕。在几十名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253]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东省的财政厅长，李济深实际依然是军事长官；广东新省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政府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有800万银元储备在广州的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使武汉不可靠的通货更为恶化。其二，追随武汉的三个省份[254]往南的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只能通过长江与东海相通，但是这是很不可靠的。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也都受到清党的波及。杨虎亲自来宁波监督国民党部的改组工作。在广东、浙江和江苏省的一些小城市，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都遭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清党的行动并没有使从192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减弱了。共产党员或是转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事实证明，武汉也仅只是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运动领导人，可能对在上海被杀害的同志怀着报复情绪，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湖北工人运动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这8人都是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省工会，为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共产党劳工运动领导人举行湖北省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将这8人交给民众处决。数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头枪决。[255]在激进主义中心的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名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256]，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于南京另立中央和独立的国民政府，遂更加剧其与武汉的分裂。这些人在南京集合，表面是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一次由汪精卫提议召开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还没有到达时，在南京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如果以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来衡量，武汉方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方面有几个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257]在由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的仪式会上，发表语气既是革命又是反共的宣言，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2日作出的决议，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新政府向总司令及其他将领和官员发出一道相应的命令，称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为极端的邪恶分子；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有一份197人的通缉名单。就目前所知，可能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根据怀疑拟定的这份名单，其中并不全是共产党员。[258]以后的几个星期，南京国民党成立中央和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并派出清党委员到上海—南京集团所控制的地方监督清党。南京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所在地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详列蒋氏的12大罪状。共产党于4月20日发表声明，对武汉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并说明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阶级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直接斗争不应横加限制。[259]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此时面临重重的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敌压境，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倾向支持蒋介石，西面显然是与蒋介石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方面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该处率领重整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东出，进入河南。冯将军的军队正以苏联武器重新装备，并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军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260]；北京政府对苏联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的搜查，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各国反对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可能有外国报复性威胁的南京事件尚未解决。而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具有实力进行报复了，公开在武汉三镇的长江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炮舰。4月3日发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汉政府与日本的关系也趋于紧张。
无论外部事务的威胁看起来如何严重，但真正威胁武汉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数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农产品和矿产的集中地，也是长江下游和外来加工产品的转口分销地。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两省农村进行火热的阶级斗争，而在主要城市又进行罢工和工商业的倒闭，遂使武汉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有人甚至担心首都的武汉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运来武汉。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从一个个的乡镇运出，大米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可以买得起，也就吃得饱了。在武汉，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有10多万工人闲着无事可做。这对武汉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部分由于外国人相率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由于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于是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日租界的纱厂和码头都冷冷清清。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员，在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这种停顿状态，因为银行已不能发挥其在贸易中的金融职能。长江中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对货船的偷盗成风，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顿，使政府的税收减少，同时也使政府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防止硬通货储存的减少，政府于4月15日禁止数家中国的银行，以银元兑换其发行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停留了三个月以后，指出“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怀疑国民政府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平庸人物”，能否控制其所制造的“风暴和混乱”[261]。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连成一气。鉴于形势的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鲍罗廷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五条改变路线的措施，并且相当的激烈。（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骛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其在武汉管辖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此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当尽全力按铜板来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院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板，用来兑换工人手中的纸币。鲍罗廷向出席会议的委员们保证，实施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人经济活动的恢复，对工人是有利的。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弄清了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政治委员会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的路线。[262]
武汉领导人于是采取果断的行动。陈友仁于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改善其企业的环境，然后试图解决其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约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论坛》上，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会议。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辞，但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第五点声明称，为履行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未经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中不得举行罢工。决议最后称，“现在最需要的是革命纪律，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力量的团结”[263]。4月30日，在孙科主持下，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所有主要的政治和军事要人、政工人员以及各地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264]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康的。虽然经济环境很严峻，但通过与湖南民众商妥，很快会有大米运到武汉，煤也很快就会运来。水上的船只现在可以自由售盐。政府已购进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板。有100万元存人到上海各银行，所以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顺利畅通。由于政府控制了印刷数量，并以白银作为担保，纸币的币值将保持稳定。部长要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265]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决定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武汉方面派林祖涵到长沙，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外交政策。二人回来报告，在其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一致的支持，只是由于工商业衰退，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这并没有使革命的狂热冷静下来。这种情形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的问题。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都要交给中国人看管。在武汉附近，已被军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财产，都归还给原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都能接受的条件来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已拖延了很久（有的谈判已拖延了6个月）。外国工商业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航运的情况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和外国企业相类似的情况。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实施各种纠偏措施的结果，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经济破坏的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达到真正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266]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统治权力，是很脆弱的；三省的人口有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少土地而产生的革命）正在势头上；运动中处决土豪劣绅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的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瓦解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行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对此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如火如茶农民运动地区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