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5部分在线阅读

1927年3月10日，拖延已久而又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出席会议的33人中，没有蒋介石；蒋氏留在南昌准备向长江下游进军的计划。除了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是国民党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201]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一系列“恢复党的权力”的决议，对党的领导层和政府的各个委员会进行改组；选出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为国民党领导，而此时汪氏正在由莫斯科返国途中。蒋介石虽在一些委员会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却排除其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全会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202]；该委员会在北伐开始时被撤销，为的是便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虽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203]成员之一，汪精卫在名单中列名第一；其他有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三人，也都是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代替蒋介石，被选为党的重要部门的组织部长；在汪精卫回国以前，该部的邻导工作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代理。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另一个打击，是宣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而该三地党部的改组，是在张静江和陈果夫[204]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除非奉命），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蒋氏不久将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势力接触[205]其他的决议。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以解决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决议请共产党指派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强对群众运动的指导，特别是对农民、工人运动的联合指导。最后，决议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206]
正当汉口准备实施这些决定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时，蒋介石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陈赞贤[207]，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向长江下游攻势时，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由其部下将南昌市党部加以改组。蒋介石数日后抵九江时，其部下用武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城安庆；安徽省是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归附北伐军倒向国民政府的。3月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省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了斗争。最后导致共产党员的离去。[208]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夺取南京和上海
蒋介石攻取长江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的计划，是沿江两条路线实行猛攻。一路沿长江两岸而下：江右岸的军队由程潜统率，目标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统率[209]，目标是切断敌方南北联系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杭州、南京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为杭州，西北角为南京，大运河和太湖构成了大三角的底线。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在距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部沿太湖东西两侧向北推进，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残部和毕庶澄指挥的鲁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早已通过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与北伐军进行谈判。3月14日，杨树庄宣布海军舰队归附国民政府；在此以前，杨树庄已派三艘舰只溯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下旬，因北伐军的进攻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和铁路遭受破坏，张宗昌在前线的部队必须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则即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3月18日，东路军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防线，北军[210]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租界。租界由一支多国部队在各路口严密设防保护。毕庶澄进行归附北伐军的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了钮永建[211]，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由青岛前往济南，在济南被捕处决。
3月21日是星期日，当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时，上海总工会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现在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担任训练，部分人配有长枪或短枪。有几个游击小组已渗入市区，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之为“黑衣枪手”又在活动。起义在中午开始，工人纠察队和枪手袭击街头的警察，占领了华界的警察署，还抢去了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有的地方有时是强制举行的）。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满市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整天的混乱之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除了租界外，似乎已解放了上海，尽管还不清楚国民党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起义。约有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沪宁铁路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了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部分是北军所为；另一些则是占领某一地区的小股武装分子所为。在这些非正规的武装人员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但是，起义表现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明显的意图，即控制除了租界以外的地区，为组织临时政府做准备。领导上海起义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将军率部两万余人进入上海，并在市区南部兵工厂设立司令部。白将军部下的薛岳将军，指挥战斗力颇强的第一师，肃清了北军的残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租界里被俘的。白将军发布维持社会秩序的命令，下令所有非正规的武装人员立即编入北伐军中，或交出武器后予以解散；并向外国当局保证，绝不允许使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白崇禧下令，限3月24日停止总罢工。在23日至26日的四天内，北伐军在几个游击中心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围捕了20多名自封的司令（其中有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据说其中大部分人都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大队仍留在三个中心，把控制范围扩大到黄浦江对岸的浦东。[212]
地图17　长江下游地区
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当日晚，程潜将军指挥的江右军随即进入南京城。24日清晨，江右军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三国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劫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当日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性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单独的调查，向这片人口稀少的地区炮击，共杀死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213]；更公布了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的袭击。下午进城的程潜将军，对部队重申纪律。25日，所有希望离开南京的外国人都可以妥善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抢掠和焚烧了几天。[214]
除了穿北伐军军服的士兵真正参加外，究竟谁对南京事件负有实际责任，对此迄今仍无定论。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中称：“抢劫侨民财产，焚烧房屋的，是南京城内的反革命分子……从事煽动的敌对势力和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甚至造成一些伤亡事件。”同日，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是受到南京共产党员的煽动。各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二、第六和第四十这3个军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和下级军官、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北伐军将领给武汉的报告中，把袭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北伐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外交官及其本国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215]这个解释，后来也为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唯一的事件；以前外国侨民从未遇到过如此广泛的袭击，并遭受如此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引起了恐慌，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报复问题，在其内部和与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就有关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一致意见；但即使在国民政府尚未道歉和惩处有罪者之前，各国政府并不同意给予制裁。日本政府在外务相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要采取好战的态度，同时也希望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领袖，“解决目前的争端，并最终稳定整个南方的局势”；总之，鼓励蒋介石去反对其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郭，把这意见转达给蒋氏。但是，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此时已经具备进行各种惩罚的实力，不过美国政府却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持久的国际间争论后，各国没有采取直接的制裁行动；而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使这些想法也变成多余的了。[216]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处获悉事件的详情，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直到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才得到南京事件的大量报告，了解到外国首都反应的一些迹象，于是认真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看来英国和美国准备进行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的毁灭”。鲍罗廷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就是分化英国和日本。通过日本解除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保证在华的日本人，特别是在汉口的日本人的安全（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侨民怕汉口的日租界被中国收回），这是武汉政府能够做到的。武汉方面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民众发出道义呼吁，希望其能起来反对干涉；宣传的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武汉方面同时明确所有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武装同志解释，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是政治委员会通过的方案。[217]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委员会向日本保证汉口日租界的安全化为泡影。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发生斗殴，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害。于是愤怒的群众打死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共抓获了10个日本人）。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中，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射杀中国人9人，伤8人。日本租界当局撤走了大部分妇女儿童，关闭并派兵把守日租界的边界道口，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驶来汉口。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要中国人冷静下来，下令严格禁止对日报复。[218]武汉政府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革命事态的迅速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在争夺上海控制的斗争中，这个斗争只是争夺国民革命权力的一个方面；各派力量立即开始重新组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小商小贩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苏联对之提供建议和一些物质援助。国民党的一边，有上海及周围几支北伐军的指挥官（也许薛岳除外）；国民党“老资格的右派”成员，早把上海当成其营垒，并与工商界的巨头有良好的关系，而这些巨头有各自的理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会领袖，总工会在与这些帮会领袖争夺对上海工人的领导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和巡捕倾向于一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方），支持这些势力的，大部分是外国领事。作为领事们的后盾，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万名士兵的兵力。这显然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斗争，但双方各花了三个多星期时间准备。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来取得支持。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在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临时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的一师兵留在上海（谣传薛岳这一师兵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这天下午，在距法租界不远的西门召开盛大的集会上，发言者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即举行总罢工。国民革命军阻止了会后的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甚至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和能力。[219]
蒋介石将军试图缓和紧张的局势，想以此使对手能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蒋介石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其对各国的友好态度；认为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也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的分裂。蒋氏并且认为不管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如何，但其作为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是无可否认的。蒋介石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北伐军军服的北军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对外国记者的会见中，蒋介石抗议外国兵舰对南京的炮击，认为这引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扩大。蒋介石并要求上海的租界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侨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声称已发布命令，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行动损害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蒋介石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外国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革命军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已在前一日发表宣言，驳斥北伐军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工人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220]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要求镇压上海好斗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共产党员；但这需要时间。虞洽卿和一家日本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及伍朝枢等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介石，强调立刻恢复市内和平秩序的重要性，并为蒋氏提供支持。[221]日本总领事矢田在蒋介石到沪后不久，数次会见蒋氏的结义兄弟黄郭，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对南京事件进行赔偿的善后事宜。《北华捷报》的评论指出，如果蒋将军“要拯救其同胞免于赤祸，就必须迅速无情的行动”[222]。
在国民党内，以吴稚晖为首的一批元老也逼蒋介石清党。这些元老，都是国民党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二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223]3月28日，12名常务委员中的5人举行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之“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有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归国的留法学生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5位监察委员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监察委员黄绍竑和李宗仁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绍竑是应蒋介石电召来上海的。这次会议，列出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197名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名单，并将名单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其实行监控。[224]
蒋介石邀约国民革命军的主要将领前来上海交换意见，其中有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广东的李济深，以及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浙江的周凤岐——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返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的欢迎。也许只有汪精卫才有足够资望来弥合党内日趋明显的分裂。在以后数天中，汪精卫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监察委员会派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与汪氏的旧同僚胡汉民，以及中共的总书记陈独秀等，进行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归国，并称从即刻起，全部军事、政务、财政和外交事务悉由汪主席决断，其本人仅指挥若干军队，且愿意亦如其他将领一样服从于汪主席。蒋氏并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党的权威，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快实现三民主义。在私下里，蒋介石强烈敦促汪精卫驱逐鲍罗廷，清除党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并警告汪精卫切不可去武汉，否则其必将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也请求汪精卫参加清党。但汪精卫主张此等大事，必须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并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动。[225]
汪精卫与陈独秀讨论的结果，4月5日上午的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不论有过什么过错，但从来没有主张推翻友党的国民党；中国即使在将来，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需要的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抗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党员。声明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冲入外国租界，搅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政府；国民党的领袖们正计划从党内驱逐出共产党员，镇压工会及工人纠察队。其实，这纯属谣言，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的同志要除去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为两党利益而互相尊重，互相善意地进行协商。[226]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出席有更多党内元老和国民革命军将领参加的会议，会议的情绪激昂，争吵得空前激烈。当日傍晚，汪精卫偷偷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在留给张静江（张人杰）和蒋介石的信中说，其前往武汉，是安排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的争端。[227]武汉政府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程潜4月6日的个人报告，才充分了解到上海几次会议的情况。程潜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了吴稚晖和李石曾，然后把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228]武汉政府对蒋介石及其同谋者已无任何约束能力。同时，武汉政府也因自身的问题被困扰得焦头烂额。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两个星期，许多城市爆发了激进派和反激进派的较量，表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的冲突正在激化。这些派别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权力的角逐，在冲突背后还隐藏着对革命意义的重大分歧。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一场解放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实行减租减息？在城市，工人阶级是否不但要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要通过工会对企业进行控制？群众通过谋杀的暴力行为，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社会革命应当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而社会革命却使革命阵营分裂。
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各阶层的领袖，从激进到保守，都各持有不同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上的不同，遂导致国民党地方党部和政府委员会的权力之争，各党派竞相向下级军官和士兵灌输自己的主张。在革命者——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中间，存在着对立的青年、工人、农民、商人和小业主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的强烈影响，有的或为其所控制；而其他的一些则是反对共产党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与一向视工人运动为其独占领域的共产党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到六年以前。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都循着一种固定的模式。首先是激进分子通过宣传或街头讲演，来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口号，其中有一些是谴责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赢得社会的支持。受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即工人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设施，并迫使工人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循着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许多城市都出现相同的标语，“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在有些地方，随着冲突的激烈化，军事长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封闭其所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也卷了进去。在军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散其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的袭击。
在浙江省城杭州从2月18日被攻占之后，冲突的一方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后卫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解散联合会，但受到公安局长和后卫部队司令的抵制。3月30日，在工会联合会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以后，后卫部队司令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武力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工人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包围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并纵火焚烧，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捣毁了总工会总部。[229]
同在3月31日那天，远在西部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捣毁总工会和其他的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的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是1925年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的主要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派组织[230]。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潮期，当时国民党左派正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蒋介石和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传义[231]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戒严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共产党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队黄埔军校学生到刘湘军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将领都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事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戒严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兵包围了会场，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搜查了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查封了省城和大城市以及县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232]根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些单位都为共产党所控制。[233]当工人纠察队抵抗军队的逮捕时，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产党员牺牲。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政府的报告称，有400多人被枪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清党遍及四川全省。[234]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其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场所。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许多共产党员在此地进行活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后，中共党员的活动受到了抑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委员会，主要由“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所组成，由有威信的老资格革命家李烈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235]，但南昌的国民党党部却为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李烈钧解散南昌国民党党部；但随着李氏也离开了江西，武汉政府遂得以加强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来改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委员会。8人中有6人是双重党籍身份。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争取其对左派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其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这次事件中，朱培德部下的南昌警备司令王俊显然给予了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的朱德，当时负责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236]，支持这场突然袭击。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约有20人被处死。李烈钧离去后，朱培德担任了其渴望的江西政府主席，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朱培德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但还是有数人被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