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54部分在线阅读

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在进行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反英已进入高潮，反英的示威行动引起了汉口英租界的恐慌。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反英的浪潮受到暂时的抑制。12月18日蓝普森离开汉口时，民众再次被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所左右。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激昂的反英情绪保持炽烈状态，在党政联席会[174]（武汉政府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决议，均可证明其支持的态度。该委员会于12月26日组织了一次盛大集会，李立三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其他的共产党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李立三曾在1925年夏季领导反英上海罢工中获得声誉，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圣诞节备忘录也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一条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11月23日，有17位国民党员在天津英租界与法租界被捕，这使中外关系日趋恶化。经过审判，这些被捕者移交给北京政府的地方当局；国民党的办事机构也被查封。广州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宣称英国应对被捕的国民党员在敌人手里的遭遇负责。12月末，在天津被捕的七名国民党员遭到枪决时，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重新提出抗议。天津事件，成为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宣传的部分内容；但对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仍要求必须避免。[175]
随着反英游行示威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进入租界的入口处，设置了路障，并在各入口处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以及汉口的商团。准许单个的中国人通过该处，成群的中国人或武装士兵则不许通过。1月份的头两天，武汉三镇举行游行和庆祝活动，欢迎——催促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月3日，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当天下午，大群中国人聚集在一处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的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遂即发生海军陆战队用刺刀向愤怒的群众攻击的冲突。5名中国人当场被海军陆战队刺伤，愤怒的群众也打伤了3名英国士兵，但是英国士兵没有开枪。最初的消息说，有一个或数个中国人被杀死。当有人报告这一危急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立即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劝说群众散去，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留下华人巡捕在中国军队支持下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劝说也都散去。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之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是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重演。商团撤退，海军陆战队返回其舰上，由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
事实上，路障此时已形同虚设。在煽动者鼓动下，群众冲进了租界，英驻汉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来维持秩序。1月5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撤离。当群众中有人向巡捕房投掷石块时，局势顿趋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国民政府当局负责。租界里的英、美妇孺乘轮开往上海；男子则集中在滨江的一座大建筑物中，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即可由此处迅速撤离。国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176]，中国就把英国人控制下的汉口英租界收回了。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租界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为中国所收回；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却发生了抢劫和破坏行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威信，但也有预想不到的后果。[177]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汉口的传教士日益增多，传教士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的地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该地为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北伐军要攻击的目标。根据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英国内阁对于派一支加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护租界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英军整编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营的印度兵。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担心英国可能试图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帮助孙传芳阻止北伐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汉口或九江任何一地租界的打算。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了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于1月11日到达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进行关于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政府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这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对英国方面来说，谈判可以检验其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否有效。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找回面子，以及国民政府保证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为了提供良好的谈判气氛，国民政府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将停止反英和反基督教运动。为了回报确实出现的短暂安宁，欧玛利于1月24日说服英国的汉口侨民恢复营业。由于感到有危险，英国侨民早在1月5日就已关门停业。对于已为商业萧条和失业累累所困扰的汉口来说，外侨的停业更增加了经济压力。在140家中国的银行中，大约有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发表了一项声明，主旨是表示国民政府愿意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来解决与列强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的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管理租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委员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议定于1月30日签字。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开到上海，并且风闻有更多的英国派遣军已在来华途中。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陈友仁此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是用于防御；并威胁说，除非途中的英军停止前往上海，否则将不在协议上签字。妥协的办法，陈外长正式声明，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地位的现状。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议，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途中的英军将留在香港。做了这些姿态之后，陈友仁—欧玛利协议于2月19日签订；关于类似的九江协议在3月2日签字。国民政府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其迎合国民政府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赢得了加强其与南昌对手进行竞争的实力。[178]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在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由于四分五裂的派别活动，存在着不团结状况。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与独立目标的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也带来了指导国民革命工作不能和谐一致的问题。对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方式，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北伐军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矛头是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政府机构应设在哪里——是武汉还是南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国民党内，应该由哪些领导人执掌主要决策权？在权力问题后面，还存在一个造成更加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以何种速度进行社会革命？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就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在1927年的前三个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遂导致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分裂；4月份国民党内出现了重新的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对共产党员的清洗。
为了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在广州的领导人开始北上，分两批从陆路到达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已设在这里。经过一周的会议之后，第一批前往汉口的人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主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选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这个法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在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权力。在联席会议中，左派占优势，实际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179]联席会议行使的职权，很快受到在南昌有威望集团的挑战。在南昌的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这是第二批从广州出发的人，于1926年12月31日抵达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几名部长也都一起到达南昌。
在1927年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部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准备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向东北方向前进。布留赫尔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表示反对。双方所持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对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庶与工业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进一步可能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品。会议最后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但强调唐生智的部队应沿京汉铁路对北面进行防御。[180]
南昌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大部分中央委员主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汉口联席会议的同事要求南昌集团立即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临时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临时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各自所在地方召开，以重新调整党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武汉方面的同志；但在一个星期后离开时，并未取得结果，心中甚为不满。蒋氏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谴责。次日，蒋氏也与之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一番。自此以后，两派日益对立，而各自独立行动；虽有信使不断往来于汉口与南昌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在私人及政治两方面的裂痕越来越为扩大。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是鲍罗廷亲自煽动起这场反蒋的行动，以期削弱蒋介石的地位。[18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争论冲突中，支持武汉的左派。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所有的军队都应集中在那里。中共中央的报告赞成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将在北伐军和奉鲁联军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上海自治运动成功，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占领上海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惋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汪精卫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其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强有力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于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篡夺了党的权力和徐谦的独断专行。蒋氏为其个人的立场辩护，也为其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进行辩护，并威胁要对咄咄逼人的共产党予以抑制。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主要把党的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的以前状态；蒋介石是在1926年5月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才集大权于一身的。南昌集团侦知鲍罗廷的计谋后，于是南昌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于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立即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报给鲍罗廷，敦促其返回苏联。但鲍罗廷对此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182]
在其他的问题上，革命领导集团也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使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碍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全国的行动，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农民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工人运动的狂热情绪，正在国民政府的地区内引起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领导人中，有人就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不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了政府收入，产生了失业救济的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无情地镇压敌对势力。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往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这些人的出逃，使农村的商业受到破坏，特别影响到米、茶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萧条。192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乡下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屡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极大的反动。[183]
正在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其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毛泽东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革命的同志就必须赞成这个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阐述，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184]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渐渐感到极度的不安。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分析了列强和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和看法，以下的引文十分重要。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趋势。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极为可能的。[185]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中共应消除对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中共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不要反对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应集中力量进行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孤立英国。中共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得到确切的执行，必将导致完全的胜利，也将阻止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并消除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186]。
然而，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在城市和农村中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对立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取土地和暗杀），各种各样的宣传、地方主义情绪不断蔓延；最后是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的正面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1927年的2月份和3月初，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裂隙，已成为非常明显的事情，两者终于分道扬镳了。激进的左派更坚定地立足于武汉，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蒋总司令在其势力范围内镇压共产党，派军队去攻取长江下游，并寻求新的中外势力的支持。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湖北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数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在汉口俄文写的秘密报告，报道了反蒋的军事阵容。其中提到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第十一军（从第四军第十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几支战斗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该报告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从来没有完全成功。[187]写报告的苏联人错误地估计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的观点。陈铭枢此时已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有争议的全会。陈将军于3月6日从南昌回到汉口，当天晚上即迫使其放弃指挥权而离去[188]；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留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苏联参谋们，虽然反对立即向东突破，但仍制定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计划。布留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所部会师，然后沿陇海线向东推进。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根据苏联的档案），鲍罗廷主张的战役计划，正与蒋介石相反。按照布留赫尔的计划，在向长江下游进军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部会师，冯玉祥所部此时集中在陕西一河南的边境。[189]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在1927年的头几个月，双方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华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之间，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及国民党一些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与其进行间接谈判。[190]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要对其给予支持。但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通过中间关系与张作霖的谈判，一直持续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奉军作战。蒋介石可能指望腾出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武汉的对手。张作霖作出了保持中立和划定势力范围的承诺；其中显然还包括蒋介石与中共决裂，并对其实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191]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的谈判，以及预期对上海的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蒋介石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不用担心北伐军攻占上海的后果。[192]对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分裂日益加剧，日本政府渐渐相信其有可能同蒋介石达成谅解。[193]
蒋介石进行攻夺上海的战役，需要用钱，所以对武汉政策抱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194]，曾长期住在拥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界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大的势力的上海，又在上海有许多各方面的有利关系。1926年下半年，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并称上海工商界领袖愿慨然以资金相助，共襄蒋氏率军攻占上海。据说另两位到南昌的来访者，是上海黑社会巨头和法租界巡捕首领黄金荣，以及与蒋介石结拜异姓兄弟的黄郭，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黄郭交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中国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嘉璈在1927年1月拨给蒋氏数十万元。蒋介石派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贷款事宜。俞飞鹏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元；据推测，又用类似办法在别处得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乔治·索克思可能劝说英美烟草公司预支200万美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汇入中国银行，以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195]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七军第一师于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蒋介石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城的猛攻，得到第二师的援助，也得到上年12月倒向北伐军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六军的支援。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6]东路军攻占杭州（乘火车到上海，距离为130公里）后，谨慎地向距上海约47英里要冲的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上海争夺战。孙传芳总司令[197]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总司令[198]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直鲁联军。在过渡时期，孙传芳的部将李宝璋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上海市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争取群众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孙传芳总司令的第二次上海武装起义。起义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使上海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9]
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军的进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之前，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一些城市，使之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工具。起义是在总工会的恐吓小组的威胁下，又杀了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的人，才强制进行的。[200]李宝璋无情地镇压起义，派大刀队到上海大街上去斩杀宣传煽动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学生。可是，起义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政治性斗争，显示出上海共产党人的力量。不过，这样的结果，也会更坚定上海工商界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决心，也会加强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已做好保护其侨民的准备。这样，蒋介石在寻找新盟友时，起义很可能给予其创造条件；同时也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所预见的危险，即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以及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结成联盟，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