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46部分在线阅读

[1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12]《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13]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在1915—1916年从其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页。李氏写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14]校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陈独秀“危害民国与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15]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可参阅陈氏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均预示1919年11月2日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后于李大钊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独秀对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参看《独秀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16]陈独秀：《独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17]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4，第216—217页。
[18]《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19]《思想史资料》，第1906、1201页。
[20]《思想史资料》，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独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21]《“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93—194、198页。
[2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页。
[23]竹内编：《毛泽东集》，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自《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24]校注：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25]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和3；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2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35—136页。
[27]校注：1923年6月，萧楚女任《新蜀报》主笔。
[28]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29]《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30]周佛海的文章，见《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页；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8—159页；陈独秀的文章，见《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1]《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33]《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第43—63页；H.德昂科斯与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34]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6，第6页；或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7页。
[35]校注：1919年6月15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狱；1920年1月29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陈独秀自此即离开北京大学。
[36]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载《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页以下各页。
[37]举例来说，迈斯纳的《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大钊只是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38]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95页。
[3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22年8月29日，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7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二大”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是两次不同的会议。
[40]第二个党章的全文，载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4—109页。
[41]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组织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向导》周刊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42]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43]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载《红色文献》，第108页。
[44]2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271—281、288—317页。
[45]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95、106、137页。小组中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莫斯科训练的党员回到中国，也许是导致1926年及以后对陈独秀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46]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26页。
[47]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看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48]《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的活动报道；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31页。
[4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规定实现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计划，先邀请国民党“开一代表会议”，“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集合工、农、商、学、妇、律师、职教员、新闻记者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而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故此处称“陈炯明事件已结束”。
[50]《红色文献》，第28、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在被诱骗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主意；与此相反的意见，参阅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斯特（马林）的访问，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见《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