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45部分在线阅读

这便是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维经斯基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由信仰不同派别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组成的混杂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分散的研究中心，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于1920年底即已形成，并于1921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放假）里召开的，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南湖）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至于会议的具体情节，至今已模糊不清，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章程没有阐明民主集中的原则，党也将有计划地建立一个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来完成革命任务。党章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敌视与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伊始，便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大为烦恼，并因此而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由三个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34]
陈独秀并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被选为党的书记，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陈独秀对中央的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中，为什么选中陈独秀而没有选中李大钊呢？李大钊仅获得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的职位，因此时李氏正在四川讲学，陈独秀正在忙于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陈、李两人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是无可挑剔的；决定党的书记，也许是有实际问题。陈独秀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35]，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此能有更多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如编辑《共产党》，在上海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36]实际的政治经验表明，陈独秀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37]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独秀以个性强烈著名。“一大”参加者周佛海评论称，仲甫（陈独秀的字）是个固执的人[38]，对尚武精神持反感态度，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怀有厌恶情绪。陈独秀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22年5月在杭州召开[39]），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党章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三级结构，其基层组织是小组，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每周的）例会。党的全国大会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党章的规定，成为非常突出的特点并更为加强。这一特点，在关于党的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对于不服从者，将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40]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大约发展到2万人的规模；中央的组织机构也因之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个部得到了扩充。[41]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迅速变化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需迅速作出反应，29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完成其所代表阶级长期与短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政治作风，不可能不产生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致造成严重的党内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1923—1927年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目标促使党根据情况的需要，逐步加强其在工农兵中的力量基础，以及党所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青年组织。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权制；否则，迟早会发现反动势力的攻击，而自己无能为力。尽管在陈独秀领导下党的生活和历史记载不多，但仅有的少量资料表明，创始人管理这个组织松散的政党，是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联络，更为顺畅地起作用，实际是家长式的领导。在中共的顶层和中层，更多的依靠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党员便会表现出脱离组织倾向。[42]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区委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少有些处于半独立状态。1927年初的占领并收回汉口英租界，如此意义深远而重大的行动，中共中央对此并未筹划，也未予以指导。[43]仅在此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过大扩展党组织的缺陷，表示严重关切。领导层表现出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财物和贪污的罪行。[44]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中出现新的人生哲学，在作风上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党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并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容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是处理实际工作，放弃了对理论的训练。[45]党小组的生活，往往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生活。陈独秀对于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是更接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独秀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46]党的主要决策，都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独秀与书记处的同志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独秀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其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些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这些人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与陈独秀领导时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端错综复杂的问题，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不愿陷入进去。中共“一大”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敌对，就是如陈潭秋的追述，支持国民党的进步政策，但采用非党合作的方式。[47]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打算与北方军阀吴佩孚进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孙逸仙的敌人。[48]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49]；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已严厉谴责了吴佩孚。中共的这个时局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50]
统一战线压倒一切的目的，是无可置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在宗旨上和组织上遇到的难题，是1923年6月采用“党内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51]首先，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的一致行动，正是列宁式共产主义政党概念的本质。[52]由于共产党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因此有必要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开始之前，先经过统一战线阶段。这似乎是有充分的根据，但也为统一战线的最终分裂埋下了种子。当国民革命快要取得胜利时，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所抛弃，终至造成两党合作的分裂。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当革命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就不大可能平静合作了。继列宁的《两个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至社会主义》[53]，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54]
国民党的确也有了变化，在1924年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并经由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55]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把党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来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的兴趣在传统上被视为显赫而有实力的财政部和外交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等部门。这反映了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保守分子都去争取有钱有势的政府职务，或大元帅府的职位。[56]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工作的腐败和妥协倾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断批评，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顾问的到来，遂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左翼的力量。因此，在1925年春孙逸仙逝世以后（详见第11章），国民党遂逐渐发生了分裂。[57]国民党的组织虽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仍在右派掌握之中。处此情况之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掌管全党。[58]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59]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持暧昧态度；国民党左翼虽具有革命性，但易于妥协。陈独秀从早期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此时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的立场上了。大约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盟的观点。[60]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保持“党内合作”的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则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61]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中的工作。[62]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终结之时，中国共产党大概已能够影响工厂、矿山和铁路的300万工人。这个数字与1920年仅38.5万人的数字相比[63]，工人的显著增长，主要归因于中共工会工作的措施，即1925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采取开展工会工作和五卅运动的结果。工潮发生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大都是由于经济原因。[64]北伐期间（详见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北方军队控制的铁路系统。[65]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66]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导致工会组织的不够巩固。因为工会本身存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路线的严重分歧，当广州的工会竟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工会时，工会领袖与工人们都感到大为失望。[67]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68]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不违背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前提下，将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转向其本国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残存物，即大面积土地的拥有权与包租制。[69]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的要求。[7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认为农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又缺乏有组织行动的能力。[71]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仅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党员个人身份，投入后来证明是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彭湃于1921年在海丰和陆丰创立农民协会，到1923年拥有10余万人的会员。后来在国民党赞助下，仍由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波及广东全省，卷入运动的达70余万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不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下乡工作。[72]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规模的巨大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别具一格。湖南的农民运动始于1923年，在1926年该省为北伐攻占时，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动。据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协会在1927年初已拥有200万名会员。[73]当北伐军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万会员；而江西据说8.3万人加入农民协会。[74]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一切腐败现象。[75]在湖南，农民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76]农民为北伐军递送情报和充当向导支援北伐军。[77]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部长谭平山（详见第11章），声称6省[78]的农民协会拥有900多万名会员。[79]如同工会一样，农民协会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涣散和纪律的松懈。[80]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承认其在加强农民运动中的失败。[81]更为糟糕的是上层决策的含糊而多变，造成下层的无所适从。一位领导者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矛盾之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土豪劣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82]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83]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和“党内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在此以前，毛泽东提交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一份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84]中共“五大”对土地问题的决议，比较毛泽东的草案要温和一些——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在这场磨难中放过了。[85]“五大”没有坚持土地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认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装部队，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用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86]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土地和武装农民，能否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装，是武汉政府禁止的。[87]这与在城市中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是同样做法。农民不能武装起来，乡村的农民运动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以后的秋收起义期间，影响到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详见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阐明其立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概括的论述拥有武装的人民，反抗拥有武装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景象；但陈独秀未能想出如何组织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一个由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成立了[88]；稍后，与之相对立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在黄埔军校诞生了。随着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设立[89]，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第二军的李富春，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90]但这些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否能与苏联红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具有同样的权力，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注）时，就变得很明显了。事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左、右两派组织同时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91]；这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党代表都被蒋介石取消了。[92]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结果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进行争辩，但也没有起作用。甚至鲍罗廷提出不同意见也被拒绝。[93]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战场上，如汪精卫所大为抱怨的那样，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只会遭受毁灭性的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压制下去。虽然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凶兆，但斯大林在一年多以后，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压榨国民党右翼这个柠檬[94]的比喻，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提出了与斯大林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简单的统一战线[95]中“不起领导作用”，“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共立即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96]共产国际在此紧要关头的劝诫，中共因此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了游戏式的暴动。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于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陈独秀曾数次提出，将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的联合。[97]既然蒋介石于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严厉的镇压，中共当然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五次代表大会上，各种相互矛盾的决议构成了混乱的局面。由于既不愿放弃统一战线，而又由于中共力量过于弱小，影响不了与之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的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暴力迫害，无论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赤裸裸的事实，在被军阀肢解的中国，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即有枪就有权。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只有130名党员，而到1927年，已发展有6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尽管中共随后遭受严重的损失，仍能够经受住国民党经常残酷无情的镇压。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不与国民党合作，而选择单独作战的途径，那可能情况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为与国民党最后决裂做好准备，也许情况会好一些。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权；换言之，必须创造一个“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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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注）。
[2]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参看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3]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4]校注：谭平山当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在广东政法专门学校任教。
[5]关于这一点，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其研究仅限于陈独秀，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更不必说毛泽东了。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6]关于“爱国”的最完整说明，见于陈独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7]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李氏说：“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氏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解释。李氏的困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爱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了使其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李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180页。
[8]《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内竹编：《毛泽东集》（以下作内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页。
[9]见李立三文，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10]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大钊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