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42部分在线阅读

[6]此处和前面的引文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页。
[7]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其追随者更进而大胆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和各地区方言（尤其是江浙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成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页）。文学报刊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20世纪初，白话不仅在报刊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一费林捷洛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得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页。
[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页。
[9]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写本。
[10]这里所讨论的，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讲学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分析。
[11]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页。
[12]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页。
[13]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页。
[14]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二部分讨论。
[15]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章。
[16]同上书，第169、176页。
[17]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并参阅其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18]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销售记录，直到30年代末期都未被超过，以后才逐渐衰落。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19]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0页。
[20]同上书，第339页。
[21]新近对曾朴和刘鹗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术和意义的研究》，载《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年8月），第40—66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注释的《老残游记》的精彩译本。
[22]校注：南社：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陈巢南）、高旭（高天梅）、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主要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人数1180余人，1923年解散，以后又有新南社、南社湘集、闽集组织。
[23]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看柳亚子：《南社纪略》。
[24]王平陵：《三十年来文坛沧桑录》，第5页。
[25]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著名论文《逼上梁山》，第91—122页；还可参看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1958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已被收入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1—15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1卷。
[26]胡适：《逼上梁山》，第112页。
[27]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28]同上书，第266—270页。
[29]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2页。
[30]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32页。
[31]侯健对此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57—95页。
[32]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82页。
[33]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9页。
[34]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2页。
[35]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用这两种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章；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40—53页；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3章。
[36]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0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该文最初载于《新青年》5.6（1918年12月），第575—584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并不能认为是阐明该会的宗旨。
[37]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312—313页。
[38]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引文，见第21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论述，可参阅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论》，这篇文章是郑振铎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卷写的导言。这套丛书的八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39]参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第150页。
[4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
[41]这是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对“五四”早期的评价，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第94页。
[4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页。
[43]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第643页。
[44]梅仪慈：《20年代和30年代的女作家》，见马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第161—162页。
[45]关于对丁玲的另一种理解，参看梅仪慈的《变化中的文学人生的关系：作家丁玲的某些方面》，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281—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