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36部分在线阅读

[4]见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及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5]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英文资料，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
[6]这种相反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在王安石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题，救世菩萨不是通过宗教怜悯心，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转变来拯救世人。
[7]李欧梵引自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83页。
[8]的确，严复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见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特别是第10章。
[9]校注：民粹主义，亦作民粹派，19世纪下半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主张采取政治暗杀手段，认为不经过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只要发展“村社”就能由农民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
[10]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11]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03年》，第391—396页。
[12]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13]这将导致康有为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14]严复等：《孔教会章程》，载《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15]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16]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17]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18]校注：此处主要刊物，当指《新青年》。
[19]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2页。
[20]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21]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对此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2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对此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第22页。
[23]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24]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其目光，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25]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26]同上书，第177页。
[27]关于丁文江，见费侠丽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28]其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29]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30]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于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31]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3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载《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33]见本书费侠丽所写第7章。
[34]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35]同上书，第152页。
[36]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
[37]校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原文作“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Human
Life”。此处Human
Life，通译为人生。在1923年，张君劢发起中国称之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称为“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由此可见，玄学就是讨论人生观问题，英文据其内容，译玄学为Human
Life。1923年2月，张君劢作《人生观》为题讲演，认为科学受因果律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主张用玄学解释人生观，故称玄学派。玄学为形而上学版另一译名。
[38]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39]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
[40]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283—292页。
[41]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42]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43]校注：1933年，丁文江曾赴苏联做地质旅行。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却正是能计划又能执行的科学政治家，所以他对于苏俄的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大试验，抱着极大兴趣，极热忱地希望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