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37部分在线阅读

[44]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45]校注：太阳社为文学团体，1928年1月（一说1927年秋），由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发起成立于上海，曾主办《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等刊物，并编印《太阳社丛书》，在东京设有支部，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但忽视文学的艺术性；1929年底，自动解散，其成员均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46]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47]校注：即为1931年2月7日的殷夫、柔石等五烈士案。
[48]校注：论战于1932—1937年间展开。论战以中国历史上经过哪些社会发展阶段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什么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专制主义社会等问题展开。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左翼社会科学家，分别提出西周奴隶社会、殷商奴隶社会与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陶希圣、梅恩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动力派，以顾孟馀为代表的改组派，都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阶段，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已被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
[49]校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参加者，只有左翼社会科学家的郭沫若和吕振羽，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梅恩平，动力派的任曙、严灵峰，改组派的顾孟馀；不牵连到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问题。疑此处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放在一起了。实际上，这是两个论题，但却交织在一起讨论，一般是作为两个问题，即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托洛茨基派、新生命派在思想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第九章　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探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论述中国现代中国文学论文中，描述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志清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念念不忘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自身所具有不人道的精神疾病的关注”。按夏教授的看法，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而且产生“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做是中国所特有的，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1]。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使得作家们处于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史；并且除了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对历史方法的注意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的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甚至可以视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并由此引发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尖锐对立。这种疾病扎根于中国传统；而现代性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应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指出的。[2]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更多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文学那样）。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结果。由于国家未能采取积极行动对国事的改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失望，遂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之成为对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有浓厚的主观性。现实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来理解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自我关注。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其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着眼于作者“本人和性格”[3]，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存在，既对之希望和参与而憧憬，又因对之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紧张心态，既要区别于传统文学，又要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为20世纪最初30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提供了基本推动力。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的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年至1911年的16年的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的特征变得越来越为明显。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概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也是从一连串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而来的。[4]1894—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促使其投入于行动；其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变法的失败，算达到了顶峰。对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破灭之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便抛开无能的清政府，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遂发现了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非官方的报纸即已出现，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资助兴办的；但其迅速增多，则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派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又创刊《清议报》（1898—1901年）和《新民丛报》（1902—1907年），以继续其新闻事业，两报很快成为权威性报刊。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1898年），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1939年）。革命派也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加入到新闻界的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6—1903年）、《国民日日报》（1903—1904年）。到1906年，据统计，在上海的报社共66家，而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报纸，总数达239种。[5]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一些笔锋犀利的新闻条目，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和散文，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于是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刊物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些文学刊物的编辑们，是一群记者—文学家，也懂得一些西方文学和外国语，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很深厚。这些出版物发表了大量伪称为翻译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声称意在唤醒民众的社会觉悟与政治觉悟，也是为了大众的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在上海文学报刊占居首位的只有4家，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1906年），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1906年），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1909年），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1908年）。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已有20年，都市文学刊物——半现代化的“民众文学”，已经为日后新文学的作家们建立了市场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者赶着写作预定时限的作品，以写作大量赚钱；其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作品所获得的商业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独立且能赚钱的职业。然而，这种工作直到其“五四”继承者，才赋予新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刊物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小说”占主导地位，无论是杂志的命名或作为文学的体裁，小说都占首要位置。“小说”一词仍然如传统一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民间流行的各种叙事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在所有这些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所作的开创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之中。
“新小说”理论
有三篇重要的文章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第一期上，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阐述了小说过去在民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小说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以传统文人盛气凌人的口吻警告说，中国传统的小说是充满毒素的；“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民众需要通过崭新的小说受再教育；这种小说在西方和日本已经产生了奇迹。
梁启超发表于1898年的《译印度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着与上述相同的观点，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看法，但对传统的文学作品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的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要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对外国的政治小说的产生和声望，作了虽是想像但却强有力的描述[6]：
昔欧洲各国变革之际，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经常被人引用的晚清政治小说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个国家民众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知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都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之外，梁启超还在文章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梁氏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并向其学习。但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却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氏曾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看做是文学家。在严、梁二人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就是唤醒民众。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一部也没有写完。严、梁等人对文学功能的看法，不能算做文学评论，只能看做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在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所盛行的，守着固定程式化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是一些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高雅”形式的僵化，“低级的”通俗而具有活力的文体，随即应运而生。不过，在普及的领域里，严复的贡献远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博学的文言体散文，来翻译斯宾塞、赫胥黎和J.S.穆勒的著作；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梁启超却能汲取民间和外国词语，写的文章也是给广大读者看的。[7]因此，梁启超的著作在改良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作用，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小说，还表现出其政治背景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梁氏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以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著名的“新民”概念，虽然是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思路，无论梁启超是否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验，其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与后来的胡适不同，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四个特征，和小说的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系于读者。
在使小说成为重要的媒介方面，梁启超是有大贡献的，但其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却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这个贡献应归功于条约口岸的文学家。这些作家虽受的教养较少，但都是一些富有才能的报刊工作者。
新小说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