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03部分在线阅读

财政
在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中，至少有70笔大部分是小额无担保贷款和预支款（在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2亿元），由形形色色众多外国贷款人，贷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来获得其在满洲和蒙古的要求。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拖欠下来。对比之下，在1925年之前，约有3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提款归还。但中国向外国所借的外债，绝大部分如下：甲午战争对日本战费和赔款、庚子赔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年的善后借款。这几笔借款合计在一起，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亿元。[89]这些债款，全部用关税和盐税的收入作担保，或者用二者之一作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借款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建设没有贡献。用于以往赔款的贷款以及义和团运动后的庚子赔款，成为中国资本的净流出。其他的贷款也被北京政府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事费用支出。外国贷款者有的支持中央政府，有的支持某一政治派别去打击另一派别。外国贷款者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贷款担保的关税和盐税收入都存入这些银行，并从其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这里折换成贷款合同规定的黄金，归还贷款）的控制中获取利益；也许会取得对北京政府的政治影响。不包括庚子赔款，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中国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中央政府日益减少收入的1/4或1/3（民国初年的财政资料，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年的中国外债状况，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的外债额在1921年为人均3元，这个数字是很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在中国的经济收益（部分以其特权为基础，并靠这个特权使收益能成倍增长），并不是完全从中国的经济福利中取得的。相反，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即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上层平衡圈”；这个平衡圈把中国经济限制在低产量的水平上而徘徊不前——只是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外资，在中国制造业引起外来冲击作出反应，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的。[90]尽管国民生产增长的速度缓慢，社会分配也不够合理，但是贸易、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外国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向发展方向的有益变化。如果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国能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来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内经济的中资部门，其间的联系会有更多的由逆向转为顺向。无论如何，外国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衰弱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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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注：下文所说的“条约港口”、“开放港口”、“停靠港”，实际上中国称“条约港口”为“约开商埠”，称“开放港口”为“自开商埠”，凡在内陆之开放商埠，称之为通商口岸。中国无“停靠港”之说，有“外人居留地”之称，外轮得停靠其地载运乘客及货物，但外国人亦不得在该处居住。
[2]校注：中国政府原来所设之税关，如临清关、崇文门关，谓之常关；约开商埠（即条约港口）设置之税关，称之为海关，亦称之为洋关。洋关税务司概由外国人充任，虽有中国人任海关监督，但无任何权力。此处所称48处海关，均为设于条约口岸，即约开商埠之海关，即洋关。常关之官员称监督，洋关之官员称税务司。距洋关50里范围内之常关，属洋关之中国海关监督管辖。
[3]校注：租界英文为concession，侨民居留地英文为settlement。按租界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失去行政权之地为租界。此处所称租界应为侨民居留地。中国政府在侨民居留地仍具有行政权。
[4]校注：外国在中国的租界，除这15处外，另有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镇江的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苏州的日租界，杭州的日租界，沙市的日租界，重庆的日租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厦门的英租界，厦门的日租界，福州的日租界；外国在中国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杭州、苏州、镇江、九江、沙市、重庆、福州、鼓浪屿等13城市划租界27处。中国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计收回天津的德租界、俄租界、奥匈租界、比利时租界，汉口的英租界、德租界、俄租界，镇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厦门英租界等10处租界；余天津的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意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汉口的日租界、法租界，苏州的日租界，广州的英租界、法租界，杭州的日租界，福州的日租界、厦门的日租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沙市的日租界，重庆的日租界等17处租界，中国政府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回。又，北平东交民巷使馆界，实已形同租界，抗战后，中国政府同意暂缓收回。
[5]詹姆斯·L.哈吉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这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本地烹饪技术举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的优质L.＆P.酱汁。
[6]英国上海总会，德国总会，共济会俱乐部均位于外滩；斜桥总会位于静安寺路；日本总会位于文监师路；还有那些层次较低的如海员协会、外国人基督教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俱乐部。
[7]哈吉森：《中国通》，第236页。
[8]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部等等。
[9]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10]校注：天津共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意大利租界、比利时租界、奥匈帝国租界，共为8个国家。原美租界后合并于英租界。
[11]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I，第112—131、152—158页。
[12]校注：俄国与清政府协议，规定中东铁路两侧各5公里为中东路路区，俄国并于哈尔滨设行政公署治理铁路区；我国收回铁路区后，改设东省特别行政区。
[13]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14]校注：辽宁境内并无关东其地，日本以辽东半岛租借地，置关东州，其总督府初驻大连。此处所称关东，似指大连。
[15]校注：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前，辽宁省称奉天省；次年改称辽宁省。
[16]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17]校注：应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
[18]校注：此时计划建造天津至长江边的铁路，原拟天津至镇江，名为津镇铁路，后改线为天津至南京对江的浦口，遂名津浦铁路。
[19]校注：1928年6月，直隶省始改称河北省；1898年尚称直隶省。
[20]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21]校注：今越南南圻。
[22]见L.K.杨（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年》。
[23]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部分，第354—355页；《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3部分，第450—451页。
[24]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满洲哈尔滨的俄国人和日本人未包括在内。1909—1911年，俄国侨民突然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1920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法权的人数最后超过20万的无国籍的“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的德国人是外国侨民，也没有列入，在1910年，共有4084人，其中有2275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国内地的传教士包括在内，驻华的外国军队亦未被列入。
[25]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境内有大量外国侨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数多少计算（估计数列在括号内），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汉口（2862）、厦门（1931）、广州（1324）。在上海的日本侨民（17682），构成了最大的外国侨民队伍；其后是英国（5270），葡萄牙（3000）、美国（1350）、德国（1100）、法国（705）、俄国（275）。
[26]卡罗尔·伦特编：《在华外国名人录》，上海发行。此书——笔者见过1922年版和1925年版——根据向外国侨民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提供的简要传记。
[27]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页。
[28]在1913年，北京使馆界卫队共有2075人（370名英国人，309名美国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国人，288名法国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国人，64名奥地利人，35名荷兰人，31名比利时人），到1922年，总人数减至997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其使馆界卫队的分队也随之撤去。其余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总人数为6219人（2218名英国人，1021名法国人，975名美国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国人，282名德国人，21名奥地利人，11名意大利人）。1922年的总人数为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472名英国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及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有外国军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29]校注：辽阳不在关东租借地内；日本的关东军大本营最初设在大连，后移驻沈阳，没有设在辽阳。此处辽阳疑为辽东之误。
[30]《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至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