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99部分在线阅读

新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会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总理衙门致意和取得对其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会，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互相也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都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40]
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太平日子里，受过外国教育的外务部和邮传部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人打扑克消遣，这是大家已习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侨民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或是私人）的生活，是独特的和自我封闭的。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英国人了，“他们以宴会、舞会、聊天及打高尔夫球等活动，来消解其思乡的苦闷，在欢乐中完全不顾其所在国人民的习俗、语言和情感”[41]。意大利公使回忆1918年时，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小孩来说，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多数外交官生活在这个国家内，是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之格格不入。”[42]
虽然外交官在北京是与外界隔离，但其在北京的物质生活享受却是十分奢侈的。下面是1900年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在二英亩以上……原来是梁亲王的王府，由女王陛下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出地面的甬道穿过两条富丽堂皇的回廊（中文叫亭子）。这些建筑的屋顶都覆盖着只准高官才能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琉璃瓦是皇宫专用之物。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住在两层的西式楼房里；见习翻译和随员住在三所房子里……还有一个小教堂，一个剧场和一个保龄球场。[43]
美国公使馆是用从美国运来的材料建成的，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殖民地的豪华风格，周围的附属建筑，是一座真正的农庄，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文书都住在那里。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有一座古庙和许多独立的宅院；每一处都用高墙围着，墙内还有花园。[44]
1913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写道，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力”10名仆人，其中包括“厨师、码米童（manmiton）和两名阿妈，一人叫‘洗衣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
amah），一人叫‘绣绣阿妈’（sew-sew-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给薪金）；还有一名洗衣匠及其帮手，一名花工和四名园丁，一名‘看门的’即门房，一名‘听差’即送信的”[45]。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北京的汽车很少，也没有像样的汽车行道。外国人主要靠骑马和乘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西郊，距城约四英里，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香山。外国人喜爱散步。从崇文门至前门一段的南城墙，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移交给各国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有使馆界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到此。在夏季的数日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城以西12英里的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众多寺庙闻名，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租赁寺庙房屋。外国人给八大处的八个山峰另外起了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布鲁斯峰”，还有一座叫“蒲安臣峰”。外国人在一年其他时间里，无休止地举行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从比较正式的礼仪中稍得放松——虽然大家都知道，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日晚间，甚至在租赁的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是衣着整齐正规。外国人在八大处的周围农村散步，使这些欧洲游客得以接近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当然，除了娱乐外，还有工作。在1900年10月至1920年5月期间，公使团举行了219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讨论印花税、货币流通、金融危机以及其他财政事项；也讨论商业、航运和条约港口租界的事务，甚至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也讨论到中国的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问题；显而易见，还要讨论使馆界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制度下，北京的公使团和在条约港口领事馆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侨民进行民事裁决和刑事审判的特权。公使们借故生端的警惕，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的或想像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在《南京条约》订立后几十年积累的事例中，所指的精神违反，已成为缔约列强对条约权利含糊而任意解释的精神源泉。每当外国侨民的地位和利益受到中国政府的某项措施影响时，公使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对外务部或其他部门施加强大的压力，声称其已受到直接损失，百般进行交涉，很少同意接受适度的赔偿；对“侵犯利益行动的”“负责”官员进行无端的指责；要求一些被认为是诋毁外国人的出版物要受到查禁。这些要求，比清除长江和珠江航道上的障碍物要容易得多。此外，公使们还用很多时间和精力，攻击清政府或地方政府给予某一列强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美国公使田贝在1906年写道：“在欧洲的国家里，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他就会拿护照离任。”[46]田贝公使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国内“大报”上观点所造成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其本国同胞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这位公使胆敢对涉及其本国同胞的主要利益进行是非调查，他将因此被认为意志薄弱或道德败坏。[47]
但是，列强外交官对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影响，还低于自己的估计。晚清及后来民国的官员有许多办法来拖延，佯装不知，或干脆不理不睬某一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义意识与维护主权的愿望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渗入民国的后继者，使之对外公使的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年的善后贷款而言，几个债主认为，让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政府监理贷款的分配，即能左右袁世凯总统的贷款使用。因此，列强争着担任民国的顾问和审计，最后贷款协定实际被拖延下来。实际上，外国稽核和会计所了解的，只是袁世凯愿意让其知道的事。
列强追求某些要求表现的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依据，而这些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时运亨通的特权享受者提出要求的态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要比其真正获得的实利要大得多。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贷款。张之洞在1909年6月刚与德、英、法三国银行集团谈妥了贷款协议（在摩根财团、库恩—罗博财团、纽约第一银行和花旗银行怂恿下），这时美国塔夫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美国银行集团也参与贷款。美国所以提出这项要求，是根据1903年和190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承诺，即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的一部分）投资时，英国和美国资本可享有提供贷款的优先权。美国以此为据，对中国政府无情地施加压力，同时向巴黎和伦敦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但是，那项被美国国务院称之为“庄严义务”的中国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1903年和1904年清政府外务部已断然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企业集团提出的要求。清政府在1903年对此类要求答复中称：“某国愿意承办何处铁路，亦应听中国商明准驳，方于自主之权无损。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美国1903年的交换文本，甚至在华盛顿也找不到。1909年7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北京立即把这些文本送到伦敦，以便支持其在伦敦进行谈判；但在美国拿到文本后，由于内容对美国不利，根本就没有给英国人看。[48]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内容，欧洲金融集团也同意美国参加贷款。因为欧洲金融集团担心如果拒绝美国的要求，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美国向湖广铁路网系统贷款并不曾实现，但在追逐并不实际的经济利益时，列强完全是把中国视为商品目标，而不是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
语言障碍是导致外交专横的一个重要原因。驻北京的外国官员，很少有人懂得汉语，条约港口的外国商人也多是如此；其中也有少数值得尊敬的人，但这是例外。在领事一级，语言状况稍微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在北京的公使馆，还在28个港口设有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沈阳、上海、天津、云南府[49]），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在1913年，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有7名见习翻译。在20世纪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的，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都是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这些人员都是通过竞争考试录用的，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一个人在被任命为见习翻译之后，作为未来的领事，首先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的汉语学习；结业之后，还要进行一次语言考试。这次考试的成绩，对于其未来工作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
1913年，美国在中国设有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天津）和9个领事馆；1912年，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即是安立德。此人后任美国公使馆的商务参赞并是《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配备有9名见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领事詹森和驻上海的领事高思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任命和付酬雇用代理领事制度，与之相比，显然是个很大的变化。
在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相当。俄国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师中，或从俄国的传教士中选用使馆人员。一些俄国传教士，从18世纪以来就在北京接受汉语言的训练。到1913年，俄国在中国设有8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天津、北京）和11个领事馆（其中9个设在满洲和蒙古）。当年有4名见习翻译为公使馆工作。[50]
1913年，日本在中国设有8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海、天津、香港）和22个领事馆（其中10个设在满洲）。日本外交人员认为，被派驻中国，不如去欧洲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是把在华任职当成踏脚石，其外交语言能力常常受到会议的批评。总的来说，日本的领事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是录用著名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到中国去任职的人，要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了解。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1913年在中国设有1个总领事馆和8个领事馆；法国设有3个总领事馆和10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个领事馆，比利时6个，意大利7个，墨西哥4个，荷兰9个，葡萄牙7个，西班牙7个，但通常由第三国侨民代管。缔约国列强，无一例外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都设有领事；而其余的领事机构所设置之地，则反映其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例如俄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多分布于满洲，英国的领事馆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法国的领事馆则分布在中国的西南。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在华北普遍受袭击；然后攻击者被多国的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之后，传教运动便进入了充满机会的新时期。在1860年的《中法天津条约》中，外国人取得“在所有的租地和置土地”的权利，遂据此在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51]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年，传教士在中国只是短期居住；传教团是欧洲人在中国的最大团体，其共同的目标是使传教士们团结为单一的集团。传教士受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几乎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关内和满洲共有1704个县，除106个县外，都报道有新教徒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其最大目标，是使当地人信奉基督教以平等来拯救每个人，并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虽经多方面活动，但在中国并未能创立强大的本土教会。外国传教士认为，创立本土教会的主要障碍，就在众多外籍传教士本身。中华续行委办会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料，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52]
在1949年以后，基督教在中国被镇压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入教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中国人选进了教会的领导层，教会对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在1922年以后的25年间，大多数外国传教士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前20年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的前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称之为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运动；在此之后，视基督教为外国帝国主义恶意产物的民族主义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不久的几年，中国的基督教盛行新教。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平庸无为的结果后，新教与中国的改革力量之间形成了临时联系。在清代的最后10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教会学校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作了很大贡献；在民国的前10年，情况也是如此，并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示范行动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多半是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这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农业科学、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兴领域的开创者。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是依靠与当局之间有不明确的联系。最后，新教之所以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现代化”的不同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远观点来看，也只能接受真正本土教会。由于教会立足于城市，而且是非政治性的，只是强调在现存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农村社会。这对于教会的活动具有革命的意义。这场革命，由城市精英支配的教会半西化及其对中国教会革命的控制，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而这场革命原是教会所支持的。
1900年至1920年期间的“中华归主”（1922年用一个虽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ain
oc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注），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发展。[53]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人）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数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1901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有72.1万名受圣餐者在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名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万名中国宣教士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因为法国利用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有关条款，取得在中国建立天主教会保护地的特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中国的外国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不按中国省份来划分传教教区。在中国，有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尽管天主教会在新教集中的大城市中也有活动，但其工作着重在农村，争取全家或全村居民都皈依天主教，并试图建立完整的当地天主教会，只允许教徒子女进入其所办的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新教教会相比，去着力在教育和医学方面发展，却去企图扩大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和拯救灵魂。与新教教会的工作相比，当然这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全是针对新教教会的。这说明天主教的活动，依然处于形成中国20世纪的主流之外。
除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其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从劝个人信仰关心的重点，转向扩大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的目标上。这意味着新教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须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人所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
到1919年，共有6639名新教传教士，分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693个传教士驻地的中心，其中有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占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所驻传教士较少的地方，多是内地的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省份，只有17％的传教士不在沿海省份和长江流域。传教士驻地的8个中心，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占全部外国传教人员的26
％。2/3的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万人口以上的176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新教宣讲福音的活动，从所驻地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大部分的布道站离城市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至130个；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36个不以教派划分的基督教组织。传教团体的增加，是在1900年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1905年，新教的外国传教士，有一半来自大英帝国（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3来自美国，其余则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大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例颠倒了过来，美国此时却占了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所把持，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在20年代以后才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不涉及其来自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