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94部分在线阅读

[35]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36]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37]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38]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39]关于20年代劳动力的来源、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48—112页。1949年之前工业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的工资模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年》，第16—27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子，见《慎昌洋行》，第114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40]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579页，表3。
[41]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页。
[42]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28—232页。
[43]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页。
[44]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33—240页。
[45]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77—206页；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的研究，见该书Ⅰ，第3—148页。
[46]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梁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4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年》。
[47]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74—275页。
[48]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696—698页，开了一张单，列出1912年至1931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3—20页，关于1904—1929年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49]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389—423页，例如关于水稻种植技术。F.H.金《四千年的农民》，对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50]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第182页。这套资料的第1册，李文治编，包括1840—1911年；第2册和第3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1912—1927年和1927—1937年。
[51]拉蒙·H.迈尔斯：《土地改造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年》，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3.2（1970年），第532—535页。
[52]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240—251页。
[53]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476—480、622—641页。
[54]同上书，第480—485页。
[55]《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9—50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708—710页。
[56]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136页；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131—300页；张人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1936年报告），第87—113页。
[57]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8页，表10。
[58]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5—36页；李文治、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406—407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81—282页。
[59]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此论证。
[60]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第50页。阿什自己也对更“纯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估计20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似不足以令人信服。
[61]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62]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63]同上书，第68、74、77—81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36—94页。
[6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69—270页。
[6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181—185、294、297页。
[66]同上书，第193—196页。
[67]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87、89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95页；肯尼迪·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文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年》，第5页。
[68]校注：租行为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实行的收租组织。地主身居城市或他乡，以其在乡间出租土地之地租，承包给租行向佃户收租。租行多为城市流氓无赖或青皮恶棍所组织；收租之时，乘船率众，持械或持枪至农村向佃户收租。租行一般按所收地租折价货币交付地主。
[69]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租行——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237、391—636页；又见《中国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年），第566—599页。
[70]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92—98页。
[71]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43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担最高，根据的是不包括满洲在内的22省1520处报告。
[72]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第462—463页，列出1933年山东的地价与浙江大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1934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1/3。
[73]在表16（1）中，费维恺用了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的估计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74]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