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93部分在线阅读

以上说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格局。这种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到底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若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影响要小得多。许多中外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最关键的影响。20世纪以来，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复杂的所有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133]中国因在近代与西方相遇而改变了，中国的这种改变，是符合西方的利益和愿望的，首先是把外国人诸多活动方式带到了这个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对形成一个中资与外资企业的贸易和制造业规模不大的现代化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中国现代经济的作用，是建立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上，这些都受到其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这些国家从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国借款本息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并不是主要原因，而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超过了这一点，就掩盖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当然，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数十年来，这种不平衡阻碍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只有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才能取代过去儒家君主制，才能充分发挥现代工业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势。
在中国的这部历史长剧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在本章限定的年代里，并没有占有显要地位，而只是一个配角——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务活动者的吩咐。
*
*
*
[1]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大约有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制度。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
年11月），第3—44页。
[3]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4]这些当然是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量可靠材料相一致，见古尔柏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月刊》20.3（1937
年3月），第301—314页。
[5]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6]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统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但据16个省和特别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数字。同是内政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7]刘一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一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第29—32页与附录D。
[8]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9]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中国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沦陷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1939—1950年》，第59—103页。
[10]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及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11]费维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12]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13]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158页。
[14]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系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在30名以上的企业。
[15]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第1卷，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载《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30—136、144—147页，结合了汪馥荪（汪敬虞）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较问题》，载《中央银行月报》，2.3（1947年3月），第1—19页。
[16]校注：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时间为1930年12月至1938年1月；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经济部。
[1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页。
[18]《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页；4，第93—96页，摘自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经济概况统计》，1943年5月。
[19]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页；汪馥荪（汪敬虞）：《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载《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48页。
[20]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21]亚历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载《经济史杂志》，34.1（1974年3月），第251—260页。
[22]关于1938—1948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页。
[23]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的今昔》，第148—14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页。
[24]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25]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第137—142页，表明手工业净增值，为所有工业的72％，但所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26]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有价值的文献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
[27]费维恺：《经济趋向：1870—1911年》，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2，第331—449页。
[29]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234—273页。
[30]雷诺兹通过不相同的路子，得出1875年和1905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年》，载《经济史杂志》，30.2（1970年6月），第338—378页。我在这里所以用了雷诺兹的数据，而不是我自己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1875—1931年整个时期的估计，与我所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31]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页。
[32]同上书，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33]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页；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34]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