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9部分在线阅读

珀金斯认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由农耕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言之，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富商和其他一些人经常投资的对象。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城市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长江流域南方各省，那里有较发育的粮食市场，有便于市场的廉价水路运输，因之投资购买土地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报酬率。[70]表16（5）的数据表明，各个省份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比，与租佃率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北方的山东也是如此。贵州跟其他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一样，租佃率所以较高，是因为“封建”的佃农—地主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根深蒂固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价格的商业收益。[71]在山东，土地收益率较高，而租佃率则较低，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人员对该省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选用了较高的数字所致。[72]
表16　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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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0.05％。资料来源：（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对民国时期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地方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扯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全是租种地主的土地，20％以上的自耕农兼佃农，租种部分土地。
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统计，虽在细节上有些差别，但都清楚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省份的纯租佃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73]这些省份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因地区、土质、商品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不少的地方性差异。[74]还应当指出，类别中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都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明确说明，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包括了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贫农之间的所有情况。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户规模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其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广东的佃农好。租佃和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的。例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佃农，1879年为25.6％，到1945年增加到34.5％。他们都是佃农。
表17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有关租佃率变化的可靠历史数据几乎没有存在。把19世纪80年代一些观察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所作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看来没有重大的变化。[75]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表明仅有微小的变化（全部租种土地的农户，从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平常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报告者，其中有许多是乡村教师；而1912年的数据纯属推测。[76]拉蒙·迈尔斯把19世纪90年代山东22县，与其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揭示出佃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有9个县上升。[77]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四省，1913年、1923年和1934年的数据比较，明显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自34％下降至31％。[78]
表14表明，与其他商品价格相比，土地价格的上涨比较缓慢一些。这说明在20年代动乱不定的环境下，对土地的需求比较疲软。正如卜凯所称，“反地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至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79]。最后，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被重新分配的土地数量——尽管在12年的外战与内战之后，地主控制的土地数量大致与30年代相同。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虽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地租率在某一地区与在另一地区的基本情况（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持续的“超经济”劳役和其他的苛捐杂税），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是否能有保障？总的看来，在20世纪，佃农的地位是不十分牢靠的。1924年至1934年间8省93县情况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年至10年的租约没有变化，10年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80]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中规定，佃户有权不定期的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土地自种，这表明租佃缺乏保障确实存在。《土地法》虽没有切实执行，租佃的没有保障仍继续是个问题。中国农村田产观念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永佃”制，此制分为“田面权”与“田底权”；佃户有“田面权”，而地主有“田底权”。[81]永佃制为短期的租佃契约所取代。年租约的没有保障，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防止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发展极为缓慢。而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述八省中的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之间百分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为盛行。[82]佃户如能完全拥有其所佃租耕种的土地，自然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改进土地。但佃户与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遂导致在高租佃率地区租佃契约的长期性。佃户在租种的土地上追加投资来提高生产力的兴趣，并不是不能实现。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作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个县流行（占26％），在另外60个县也存在押租制。[83]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主要有三种形式，即钱租、物租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称，有50.7％佃户交纳固定数额的地租为谷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交纳固定数额为钱租，见表16（4）。1934年至1935年的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为谷租60.1％，钱租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84]在20世纪，钱租所占的比例增加得很慢。[85]
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地主供给种子、农具和牲畜的数量而定，年均为土地价格的14.1％）略大于谷租（12.9％），谷租则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畜情况下，定额分租的谷租额，平均占农作物总值的43.3％。国民党规定把谷租限制在农作物总值的37.5％的政策，显然没能得到实行。
中国南方的地租，不论佃户以何种形式交纳，其绝对数字和土地价格比较，都高出北方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如此。除了华北和西南的贵州省外，定额谷租制是主要的地租方式。在租佃率最高的五省（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四川），占全部地租的62％；在租佃率最低的五省（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固定实物地租的租制下，佃户向地主交纳的定额谷物，却不论年景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景，有可能减少或展期交纳）。南方水稻产区省份普遍实行的长期租约，实行定额实物地租后，使佃农增加劳动和投资提高生产力，从中可以获益。因此，定额地租与分租地租相比，更能刺激佃农对增产的积极性。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五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五省（占18％）更为普遍；在华北的押租也比南方为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励佃户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在南方普遍。
上述只是对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情形，也没有详细反映出各地做法上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没有反映租佃制的合理方面及其对促进生产的局限性。在特定地区与特定时间，佃农是否能得到足够的收入，用以改进耕作与提高产量，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迈尔斯的发现是肯定的，阿什则是否定的。
上述的土地占有和耕作方式，与农业信贷、市场销售和税收均有密切关系。农业是生产周期缓慢的行业；而中国的小农与别国的小农又不同，往往在青黄不接时，不靠借贷就无法渡过难关。负债是引起农民情绪不满的主要原因。卜凯在1933年的调查报告估计，有39％的农户负债。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有56％农户借过现金，有48％的农户借过谷物或粮食。另一种全国性估计表明，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86]所有的研究者都确信，农村的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对穷苦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遇到的事。[87]农户借债的利率都很高，正反映农民需要借债的迫切，也反映了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和拖欠债务的风险；农村也没有政府或合作信用机构可供选择。小量实物借贷，年利率竟达到100％一200％。农民借贷中的2/3部分，年利率为20％—40％；年利少于20％的约占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88]农业贷款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家、商人，如表18中1934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很少有政府的或私人的现代银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银行也不会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7家现代银行，在1932年的未偿还贷款中，只有0.078％是投入农户的贷款。[89]始于20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运动曾引人瞩目，但即使在其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极少的部分。[90]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起着使部分农业剩余又回到农民手中的作用。因而使农民可以在入不敷出情况下生活下去，但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保存了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18　农场信贷来源，1934年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1934年》，第70页。
中国的一个村庄在经济上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是在一个较大的单元——施坚雅的标准集市区域，可以看成是这样。为了照章交租和纳税，为了购买多种生活必需品，农民必须把一部分收获物投入市场出售。在卜凯的调查中，农民收成的稻谷大约15％和29％的小麦被出售；农民出售的经济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等，所占的比例更高。[91]在许多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交通运输困难，而且运费太贵，加上信息不灵——尽管农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遂使农民被隔离在远离市场之外。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农民往往不利。因为在收获季节，正是农民要出售其产品的时候，市场由于供应较多而过剩。而在春季，农民需要购买的时候，市场上的供应却较少。此外，在东南沿海一些靠近大城市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已有一些发展，专事剥削的代收体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摆布。
作为个别小本经营者，农民影响不了贸易市场。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献；或者认为，20世纪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十分荒谬的看法。在原子式的农村部门[92]，没有从事商业的任何障碍（除了被经常夸大的信息外）。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很低，因此商业都处于自由竞争状态。高利润率很快将新来的参与者吸引到现有市场中，中国和别处也是一样最富有的商人，都是在商业化程度较高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商人在市场经营方面信息灵通，变化灵活，经验丰富，不是靠诈骗顾客赚取钱财，而是靠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必要的服务而获得利润。地方市场常常被描写成这样，对农民卖东西来说，市场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市场又倾向只此一家。但在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2/3以上的作物在本地上市售卖（如珀金斯所认为的），这类交易就根本没有商人参与。农村的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场所。珀金斯认为，绝大部分稻米市场交易都是由地主进行的，而地主并非在收获季节出售谷物；地主们享有信息和贸易上的来往关系，很少受到欺诈上当。如果珀金斯的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认为市场出现买方独家垄断的说法就很难成立了。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1931年以前，一般对农民有利。经济作物的产量和销售量的提高，是1912年到30年代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使这个时期的人均农业收入基本保持不变。实际上，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对小生产者极为不利，而且有过多的中间商造成麻烦。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的福利。但在1937年以前，农产品市场在保持传统经济体制运行时，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及其后的南京政府时期，农业税也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从未被仔细研究过。田赋主要是由省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豪绅与税收人员勾结串通是普遍的现象，结果使小自耕农的税额负担超过其合理的份额。地主还以更高的押金形式把田赋转嫁到佃户身上。此外，强制性的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93]在国民党执政的最后10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税负担。
如果说赋税的负担是不公平的，那么，田赋在1949年以前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就是没有对地主占有的农业剩余主要部分征税，再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实际上赋税的标准很低，正是说明国家的职能对地方社会是鞭长莫及的（见后）。与信贷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加强了收入分配的形式，只容许产量有不大的增长；对个人的收入和福利根本没有增长。
对1937—1949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三年的内战，停止了南京政府收集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华北是战争的主战场。这里的农田被破坏，运输瘫痪，人力和畜力的被征用，军队的征粮，政治斗争的激化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华南和西南严重。[94]战前农业日益商品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中断。甚至到195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的调查，华北一些地区因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达到中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95]
日本占领下的恶劣状况和1948—1949年的内战决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西南；但在华南和西南，却有军队征兵征粮造成的损失。而且从1947年起，失去了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地区也削弱了对城市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1948年已成为人所共见的事实。
运输
在整个民国时期，运输的发展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弱的一环。无论从微观或从宏观来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主要工厂汉阳铁厂，在1919年生产1吨生铁成本是48.50元；而满洲本溪的日本铁厂，1915年生产1吨生铁成本只需22.00元。本溪本地产的焦炭5.74元1吨。由于粤汉铁路修筑进展缓慢，从300英里外的江西萍乡用木船运送焦炭到汉阳，每吨成本上升到24.54元。[96]由于上述两家铁厂都是从自己控制的矿山中得到原料，所以其生产成本的差异，绝非1915年和1919年的市场价格不同所致。
苦力劳动工钱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在地方运输中起主要作用的脚夫经济效率更低。一位考察者报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