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8部分在线阅读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页，表Ⅱ.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年（百万斤）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页。
中日战争前的中国农业，除满足农村人口缓慢增长所需外，在正常年景，还可以向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地区供应部分食品和原料。在20年代，由于内战造成的运输困难和其他的破坏，需要进口粮食满足城市消费。在30年代，粮食进口略有下降；以后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粮食进口再次上升。[46]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在1912年至1931年间，农产品出口总值年均增长3.5％，出口量年均增长1.7％。[47]
总之，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农业部门虽没有重大的技术改进，但还是取得了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年中，就各个农户或各个地方和地区而言，年产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势，产值和收人可能有大幅度的波动。[48]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再没有富余应付频繁发生的意外事故，也无法确保一家免于饥馑冻馁之忧；甚至对这个“成绩”，也需要加以说明。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过中国每一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及农用工具的发展；深刻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沿袭了清代的耕作方法，仅略有改进。[49]在整个民国时期，也有改良种子和耕作技术的零星试验。例如从1912年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事试验场。[50]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及其后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对农业的研究和农业知识的推广。[51]不过，这些试验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说明，20世纪前数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由于改良种子，施用化肥或增加排灌设备获得的。从1913年到30年代期间，耕地面积的扩大有70％出现在满洲，其中主要是大豆及当地人口消费的高粱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满洲人口从1910年的1800万，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52]这样，满洲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大发展所带来的增产，在全国农业总增产量中占了很大比重。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的耕地面积也有少量增加，但产量提高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从未使用过好的传统耕作技术。现有农田增产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是因为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在3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到来之前，由于农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价格走势的有利，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因之受到鼓励，也推进了满洲及边远地区的开发和促进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看，足以养活增长速度年均不到1％的中国人口。中国人口增长率之所以较低，因为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而且波动较大。这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公共卫生条件很差，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抵御能力极弱。农业产量之所以被认为充足，只是因为普通的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的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约。在这些不利条件限制下，出口和城市工业部门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使农作物的生产向获得较高单位收入的作物转移，对较小的农户来说，尤其是如此。
直到1931年，农产品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世纪前30年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商品、地价、农业雇工的工钱、税收都提高了。在20世纪的前10年，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已有波动。但到20年代，这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农民所得到的价格比其付出的价格上升得更快。但1913—193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户雇工工钱上升75％，田赋上升67％。在华北，雇工工钱的增加有落后于物价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雇工工钱，则可以跟物价上涨持平，表明南方对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非农业就业的机会亦较多。物价比工钱增长快的地方，雇用帮工的农户显然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从而获取较多的利润。在这20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幅很小。在价格普遍上涨的几十年中，田赋的名义负担是增加了，而实际负担却是减少了。
表14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1913—1937年（1926年＝100）
*　15省36县37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至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页；《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7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08—710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页。
（5）
同上书，第167页。
不过，从1931年的复苏直到1935年，甚至持续到1936年，中国农民的收入锐减，农业贸易条件也明显恶化。所以产生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年以前继续下跌，萧条在中国的影响推迟）；另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年起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上升。而银价的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然后又由于1934年美国颁布《白银购买法案》，引起中国的白银外流。在此物价急剧下降时期，农民的固定生产费用和需要购买的制造品价格下降较慢；而农产品价格首先下降，并下降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趋向缩减经济作物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53]1931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家庭收入，最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有暂时下降。[54]关于农村雇工工钱的数据材料是零星的，但可能其下降比农产品价格下降得少些。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8％—10％（然后在1935年至1936年间又下降），而地价从1931年起下降，这表明农民在萧条中的实际纳税负担在加重。[55]从农村地区向上海或其他城市流出的白银，使农民得到贷款更加困难。总之，农民在过去很长一段价格上升时期得到的一些好处，在1931年至1935年间全部失去。1936年，农产品价格和经济作物产量开始回升，但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遂即引出了新的问题。
1931年以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但1931—1936年价格却猛降约25％，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其所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品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年代和30年代，20％一30％的农产品是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是出口。同10年前相比，销往城市和出口部分呈增长趋势，分别为6％—7％和1％一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20世纪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尽管章氏的主要目的是在说明，这是国内商人和帝国主义商人共同对中国农民所造成的恶果。[56]除了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长江流域各省和有经商意识的富裕农民外，大多数农民只是最低限度地参与市场交易。如果我们回忆一下，30年代时的经济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占农业总产值17％。珀金斯对农产品商品化的估计表明，农户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不到粮食作物总产量的1/4，其中大部分是在不受国际市场影响的集市上卖出的。在中国主要稻米市场之一的湖南长沙米市，在30年代，其价格的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年景收成和地方的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区域的大多数人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就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要少得多，可能只有5％。换言之，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的上升或下降，对中国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气候波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灾难。
中国农业养活了中国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上还可以有一点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计算，食品消费占国内总支出的60％，而个人的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所剩无几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投资。[57]正如表12所列，人均38—39元农业产值表明，明显依旧是“贫困”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20年代和30年代，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粮食的亩产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产量的两倍或三倍；小麦的产量和美国不相上下。在20年代，中国一个农民一年劳动所获的平均产量，只有1400公斤；而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中国14倍。[58]中国有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技术与组织的特点，是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值又非常低；无论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相比，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是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都不能掌握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继续不断进行新投资所极为需要的。在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由于政府的软弱无力，国家的长期分裂，以及连年的内战和对日战争，农业部门不能满足城市对食品和原料巨大需求的提高，也不能满足出口换汇，用来进口工业机器设备的需要，这对经济结构性改变缓慢起了相当的作用。就软弱的民国时期政府而言，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是行不通的。
中国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未能工业化，尤其是没有使农业达到重大的增长，无论是用“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中主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一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认为如上文所讲的那样；在1937年以前，断定总的农业情况还是不错的，其后来的发展所以受到阻碍，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制度的僵化。[59]
分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制、农村债务、不公平的税收，以及所谓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是引起农业停滞和农村日益凋敝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偏向地主的不平等租佃关系，导致农民既没有生产兴趣，也没有物质手段进行纯农业投资。[60]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这些寄生虫靠农业剩余生活，却不创造任何农业剩余”[61]。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其所列举的农业不大增长，可能忽视了人均产值和收入的极低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的迫切性；更重要的，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技术调整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在现有的平衡中进行一些调整，这种看法显然无视历史的传统。在中华民国时期，无论在任何适当时期，对于制度上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要进行大量的农业新投资，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同样，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认识上的许多缺陷，也难以令人信服。首先，认为农村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农业部门全面研究的证据。有些农户，有些地方，甚至有些较大的地区，遭受到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在人口增长仍然较低情况下，若不提人均产值和收入，现有的农业体制就无法维持下去。农业这样能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这理应从愿望出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在1937—1949年之间的大破坏年代之前，中国并未发生持续不断的农业衰退。
至于在农业创造的“剩余”中，有多少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的“剩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所得的财产收入（主要是地租），另一种是自耕农支付的土地税。其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年的农村实际总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27.2％，里斯金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为国内净产值的8.2％）。[62]从农村剩余中扣除用于投资、公共服务和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年，这些项目占国内净产总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绅士和富户用于奢侈性消费。[63]的确，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借给贷款的农民，而其他部分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的农村剩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利皮特、里斯金还是费维恺，都没有任何数据可供估算农业剩余在各种不同用途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房地产，储藏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额巨大，这会导致地主的部分收入转化为农民消费的“循环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地主的直接消费；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会使个别地主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只有富人过度的消费，特别是在进口奢侈品上的消费，才是“消耗性”支出，也是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这样会损耗使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10年中，中国农业的经验充分证明，社会的实质性变革可能是生产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虽然在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的投资，但中国的农业仍然是落后的。良种的供应，充足的肥料和水，优化作物的布局，以及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总之，20世纪前75年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农业结构状况，减缓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冲击了中国农村，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之间的再分配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样繁重，那么对整个经济而言，这种关系的长期效应就会逐步趋向衰减。土地的占有，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率，都是自然要出现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会把农民调动起来，去推翻一个使人看不到改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相应的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年到1933年，普通农户耕种土地的规模日益缩小。[64]虽然根据不同的资料，用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却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农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为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农户的五口之家：1933年为2.6英亩，30年代为2.4英亩。1934—1935年农户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所说的“稻米区”），耕作的平均单位比北方（“小麦区”）小得多。在所有地区，农业经营规模与农户家庭规模之间有密切关系。这表明人口的高密度导致土地的高价格，农民只有大量使用劳动力的方式才能承受得了。因此，家庭成员少的农户，对土地经营的规模也就较小。
由于中国的财产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农户的土地往往被切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的小块。这就加重了小规模耕种的浪费，相当多的土地成了地界无法利用，从一块土地走到另一块土地用去很多的劳动时间，灌溉变得更为困难。卜凯估计，平均每个农户要耕种6小块土地；其他人估计，每个农户从5块到40块不等。
中国农民对传统的农业技术运用得极为纯熟，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种子、农具、肥料、农药和其他方面的进步知识，很少传入中国农村，农业投资基本上都用于土地投资。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对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密集。与之相矛盾的，除了播种或收获季节的高峰期外，个体劳动并没被集中使用。在农村16岁到60岁的男人中，参加全日劳动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劳动。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这可以为农户提供14％的收入。[65]
本节开头部分概述的农业产值分类与数量，是上百万农户的人力物力资源分配和农业技术运用的结果。近一半农户的土地少于10亩（1.6英亩），80％少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对土地耕作和土地所有权需加以区分，并考察土地租佃对农业产量和各农户家庭的影响。
在30年代，中国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家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66]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的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67]这个比例超过了35.5％的部分，也许是象征着极度狂热的土改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全部都被没收了。
在中国，土地的占有是非常不均等的；但比起其他的“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是好一些的。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不包括满洲的16个省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在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表中的数字呈下降趋势，因为资料仅是实际住在所调查土地的地主。1934年至1935年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拥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土地所有者几乎都不是自己耕种，雇用劳动力从事商品化农业生产也是罕见的。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根据土地拥有量和其社会地位，使用其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余下的土地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地主相继离开农村乡镇，迁居城市以寻求保护。迁居城市的地主通常只保留地产的所有权，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务委托给在当地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行[68]），租行和代理人从中常常能捞到很多好处。[69]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样新的严酷做法使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为激化——这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与冷酷无情的市场重压相比，或许会多少带有一点人情味。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续表
*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