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7部分在线阅读
至于手工棉纺织业，我们了解得比较具体一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全部棉纱产量中的份额，在1875年至1905年间都急剧减少，而在1906年至1919年间却缓慢下降，在1920年至1931年间再度锐减（见表8）。[30]对照之下，在1875年至1931年半个多世纪中，手工织布产量的相对份额虽然下降了，但其总产量实际是增加了。从需求方面来看，这种增加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手工织布和质量较好的机织布，各有其独立的市场。典型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和国内机器纺的线作为经线，而以手工纺的线为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发展起来后，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从供求方面来看，手工纺织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手工纺织业还在中国家庭农业生产体系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关键是有可供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生存下去；与工厂劳动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生产。换言之，只要现代工厂付给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手工业工人在别无选择挣得收入时，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水平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农村家庭把从事手工业当做对农业的补充。为了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农民们可以对各样农村副业的利益进行估计，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因此决定手工业各行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推广，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手工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手工纺纱。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机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的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农民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机纺纱，可以参照机织产品的样式来织布；这样，织布比纺纱更为有利可图，农村家庭副业遂即转向织布业。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还有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都曾经一时“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纺织商有时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包他们的产品，使之销售到整个华北和满洲。[31]
对20世纪手工业发展变化历程的了解，很多情况来源于30年代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中日战争前一段短时期的学术风气兴旺，说明实地调查工作是很重要的。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混乱之后，看来是个有希望的时期，中国似乎终于开始其现代经济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曾给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经济发展带来财富和实力。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都关注经济制度及其效能对福利的影响，分析其内部相互关系，观察其效能，都是一致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跟着人口增长，或者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贫困的，只有少数人是富有的；贫苦百姓甚至连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强有力的吸引力，繁荣看来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往往过分重视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又倾向于过分看重手工业状况周期性波动中的低落阶段，而忽视其高涨阶段，并据此作出各种结论，尽管从实际经验中得到的可靠资料，往往与这些结论相矛盾。[32]于是好像传统部门瓦解得愈严重，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到来。20世纪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相对不景气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需要提醒的，是把在1936年至1937年还没有恢复的手工纺织业，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结果，这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符，而且也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的中国经济向上发展趋势相矛盾。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长期中日战争和内战的痛苦年代里，难道可以认为现代的和城市的消费品制造工厂，所受到的破坏和质量的下降，会比广大分散的手工业部门小吗？
在洋货进口和国内工厂生产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即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以及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只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棉织品和煤油的影响外，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此项进口在1925年数量特多，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明显的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其中也不包括手工纺纱产量急剧下降情况。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为手工业碾米和磨粉，两者合计占整个手工业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粉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中有95％出自手工业部门。自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工厂的产品和进口货的竞争，手工业产品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不会很大。[33]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了解得不多，所以直接讲清民国时期总需求的格局是困难的。不过，这里的三个间接指标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从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与制造业人口的增长，足以解释进口或国内工厂生产商品消费量的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很大一部分，是由城市消费品构成；这些产品在中国农村并没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棉织品，其产品质量和成本的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的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不是如此，农村人口仍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因为在低工资而价格昂贵的情况下，手工业产品的单位成本比现代工业产品要低一些。
第二个指标是30年代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一项研究表明，用1913年的物价来计算，从1875年到1928年的手工业出口值年均增长2.6％。另一个估计表明，从1812年到1931年大宗手工业产品出口额每年增长1.1％。[34]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仅从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对中国20年代大宗单项出口商品的丝绸而言，充分的事实说明，直到1930年，国内市场销售的绝对数量，是与出口量同时增长的，两者间的相对份额比例大体上没有变化。[35]
最后一个指标是农业产值，特别是需要进行加工的经济作物，在1912—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亿元至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亿元至197.9亿元；二十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36]
珀金斯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不到20世纪的前10年代和30年之间农产品增长百分数的一半。[37]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仍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其数量上的重要性较小之外，还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1）如上所述，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在条约口岸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织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而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即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现代工厂制造业虽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布，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在上海，而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所以地理上集中的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外资工厂全部建在条约口岸。从1931年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关内的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现代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建立可观的重工业基地。各种资料表明，在中国抗战前的制造业中，外国企业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对其在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各种估计，却彼此相距甚远。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起来，得出1933年关内和满洲中外资工厂产值和雇工的数字（见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关内，中资工厂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中资份额，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重。根据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38]到底外国在华企业的重要性，是按其产值份额来衡量，还是按其资本的投资额与中国企业比较的相对规模来衡量，这就产生了问题。过分注意资本的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资本份额是非常难以计量的，而且会使人忽视中国企业多数是从事轻工业产品制造，资本的不可分割问题很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中外企业的资本和产值比率的相同，实际上是个假设。表10所示，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业的几个行业中，外资企业产值份额的数据（关于1933年，又见表3），表中包括煤炭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的有关工厂，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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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指“现代”煤矿。十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1935年。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131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2，第971页。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部门依次是棉纺织、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中资工厂中，50％（1211家）从事纺织和食品生产。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中资工厂产值的76％，雇用工人数占71％，动力设备占60％，资本投资占58％。
（4）工厂的平均规模很小。在同行业工厂中，中资工厂的规模常小于外资工厂；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与其他国家早期的工厂相比，则就不算小了。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资本总额为4.06亿元，平均每个工厂为16.6万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5万美元左右。这些工厂共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平均每家工厂200匹马力，每家工厂的工人平均为202人。
（5）对于中资工厂，甚至设在条约口岸的中资工厂，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就强烈冲击“现代的”事物，即使这些工厂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由于没有较为发育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东和工厂经理人员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获得短期利润的需要，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但却与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那些保证股息的做法，常常迫使企业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在民国时期，为现代工业筹措资金一直是不充足的，投资于购置农田和城市房地产总是具有吸引力。此外，在一段时期内，还出现了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的投机交易。下面我们还将讨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使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的。
中资工厂缺乏有才干的管理人员。在1931年，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高层管理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状况没有多大区别。成本会计这类技术很少被采用。在廉价土地上盖两层楼厂房是很普遍的，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是人所共见的。这是工业化初期的现象，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
中国工厂的工头总想摆“长衫客”的架子，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交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这些监工往往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到1933年，中国虽然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如同日本一样，各工业部门的变化可能很大；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得到奖励，熟练的男工工资要高些，受到的训练也多些，而且通常终身受雇于一家企业。但在占优势地位的纺织工业，除了机修工人，经验并不十分重要。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其所以要离开农村，原是想用工厂的工资补贴贫乏的农业收入。对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是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人，女工243435人，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人；在纺织工业中，相应的数字是84767人、187847人、29758人。由于这样一支劳动力并不是完全终身从事于工厂劳动，又由于可以从农民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劳动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纺织厂通行每班12小时的两班工作制，日资的纺织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这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原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情况下，在一些中国的企业中，生产的“合理化”表现为通过降低工资，或延长工时来加强使用劳动力的方式。低工资的普遍实行，使劳动力不断大量轮换现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以便在工业出现衰退时能够回到农村这个避难所。这种情况又使雇主们确信，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此外，低工资的常规又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低反过来又使工资进一步下降。[39]
也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工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如果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区，传统社会和日益凋敝的农村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那些由工资较高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新的或改进的商品（也是较贵的商品），怎么可能会有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国企业占有很大比重，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工厂规模小，而且技术落后——所有这些，都是使现代工业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国民总产值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说明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但不应由此引出结论，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产业在数量上不多，但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40]苏联虽然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生产所需的新投资，总比建立新厂所需的投资为少。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只是棉织品工业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并且这个行业没有被外国企业所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中国对轻工业的投资虽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外汇的主要来源。[41]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型现代工业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培训，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增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经验和进行训练，以充实5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较小型的上海机器制造厂，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发挥了其灵活性，开发了新产品和新技术；使之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专家带走图纸的困难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42]没有这些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43]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过去一样，基本上是农业经济。1933年的农业净产值，估计为187.6亿元，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这些产值是2.05亿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占全国劳动力的79％。从1912年至1933年，这个百分比只有很小的变化。尽管1933年以后满洲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农业比重的下降比前几年稍微快一些（见表3）。以作物产品为主，而其中又以粮食作物为主；表11是对1933年的估计，按重量粗略计算，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其他谷物，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产品的80％。
表11 农业几个部门的产量，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0页，表36。
地图3 主要农作物区
直到1937年，农业总产值大体与人口增长同步（从1912年的4.3亿到30年代中期的5亿）。从1931年至1937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与1914年至1918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亿市亩，1933年为14.71亿市亩。[44]另一部分增长，来自现有耕地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在这个时期，人均粮食产值基本没有变化，约为21元；而人均其他产品产值，包括经济作物产值，从15元增至17元。表13说明，1914—1957年种植产量的变化。从1914年至1918年到1931年至1937年，粮食（按市斤＝1.1磅）增长12.9％，但稻谷产量却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39.2％。产量的这些变化，反映粮食作物布局的变化，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转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小麦是华北一些地方的商品作物，增长16.8％；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高粱、小米等粗粮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播种面积的增加，减少了稻谷的播种面积；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在华中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年至1918年是14％，1931年至1937年是17％。同时，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值比粮食产值增长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烟草15.1％。[45]
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年（1933年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