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部分在线阅读

[40]《睡虎地》，第264、267、27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释文20—22）。
[41]《睡虎地》，第245—24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释文1—2）。
[42]例见《汉书》卷二三，第1100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7页）。
[43]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2—80页。
[44]关于特殊集团的概念和特殊对待的例子，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85页以下；又见上面《总的原则》一节。
[45]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56—204页。
[46]同上书，第298—302页。
[47]关于这些刑罚的详细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02页以下。
[48]《汉书》卷四，第12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55页）；《汉书》卷二三，第1097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3页以下）。
[49]中、日的一些学者们认为，公元167年以前的所有徒刑都是终生的；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第16—17页和注8。
[50]“城旦”这个词中的“旦”字的真正意思仍不明了。
[51]这些人是因大赦而在特定的环境下劳动，以此完成对他们的课刑；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1页，147页注9、240—242页；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
[52]《睡虎地》，第44—45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29—A30）。
[53]关于汉代的大赦，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25—250页；马伯良：《慈惠的本质：大赦和传统中国的司法》（檀香山，1981）。关于公元前205—公元196年之间的一系列大赦，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5—171页。
[54]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8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419页注102。
[55]《睡虎地》，第9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72）。
[56]《睡虎地》，第84—85、143、178、179、200、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C20、D52、D94、D136、D164）。
[57]《睡虎地》，第84—85、152、164、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D3、D25、D164）。
[58]《睡虎地》，第20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94）。
[59]《睡虎地》，第84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
[60]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5—214页。
[61]《睡虎地》，第8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
[62]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1卷，第232页。
[63]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0页以下，注6、11、17。
[64]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4—216页。关于爵制，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26页以下。
[65]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8—222页。
[66]《睡虎地》，第133页以下，第15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C8，D6；何四维：《秦律中的衡器和量器》，收于《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纪念文集》，弗兰克编（威斯巴登，1981），第36页以下。关于罚金用黄金，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4页以下。
[67]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睡虎地》，第91、92、131、143、150、177、178、204、261、27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72、A90、C5、C7、C20、D1、D48—50、D102、D103、E17、E24）。
[68]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2页以下；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东京，1982），第165—198页。
[69]见《睡虎地》，第261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E17）。
[70]关于帝国的行政组织，见上面第2章《地方组织》和《地方的变化和刺史》，第7章《郡与地方政府》，第8章《地方行政管理》。
[71]关于税制的详情，见下面第10章《税制》。
[72]关于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情况，见下面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
[73]关于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后使用劳役的情况，见《汉书》卷六，第1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页）；《汉书》卷二九，第1679页；《史记》卷二九，第1410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7页）。
[74]可雇人代服役事。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162页以下。
[75]《睡虎地》，第207、220、221、278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43、D144、E6）。
[76]《睡虎地》，第131、143、147、222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2、C20、C25、D175）。
[77]关于服兵役的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7页。
[78]这些遗物基本上是手写的残简，在中国西北的敦煌和居延附近的不同遗址发现；关于这些文书，例如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最近居延出土的汉简尚待刊布，其中包括大量的完整文书。另外还应加上湖北睡虎地的秦代文书；后者中的法律文书已由何四维译出，收于《秦法律残简》中。
[79]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