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25部分在线阅读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会和府县治所。[156]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力的象征。
从19世纪80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19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社。例如19世纪最后30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157]
不过，在20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年五六月间，在山东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1000人。[158]
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的，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159]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19世纪中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160]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161]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162]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19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联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民众起义的骚扰、外国影响的扩大以及政治制度显然无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都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结合的机制。刚刚形成的城市上层社会企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仅把传统的乡村社会置诸脑后，而且把对它的约束和它内部的团结也抛诸九霄云外了。
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会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轻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黄振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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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年10月25日）。
[2]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年》，第34—40页。
[3]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页。
[4]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页。
[5]同上书，第103—111页。
[6]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周天生《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页。
[7]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页。
[8]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页。
[9]1856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55—64页。
[10]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页。
[11]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10%，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84—185页。
[12]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20多万支、击发枪数10万支、机枪约50挺、各种口径的大炮1200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上海》12，第211—215页。1885年8月26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13]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4、17页。
[14]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页。
[15]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
[16]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第14页所载1904年12月20日的上谕。其详细说明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第20—24页，1909年11月11日的上谕。
[17]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页。
[18]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9]《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20]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21]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22]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23]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24]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2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