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26部分在线阅读

[26]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2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28]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29]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30]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31]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32]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33]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3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辑，第104页。
[3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36]同上书，第958页。
[3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38]同上书，第730—751页。
[3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4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41]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Ⅰ（1958年），第213—267页。
[42]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20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4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4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45]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46]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47]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48]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49]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5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51]同上书，第927页。
[52]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53]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第258—280页。
[54]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55]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56]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57]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58]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59]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页。
[60]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页。
[61]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页。
[62]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3—75、172—173页。
[63]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44—173页。
[6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页。
[65]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