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贞观当太子(校对)第489部分在线阅读

　　等到众人拜完，杨师道将圣旨放了下来，展开念道：“诏曰：朕闻，子曰「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胜残去杀」诚哉是言。”
　　“国朝鼎立至今，已三十又年，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先帝，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不能远德，以修先帝之遗志，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
　　“今乃幸以天年，于太极殿广会天下贤达，稽参政务！以示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心……”
　　杨师道的声音在太极殿中回荡，听得诸子百家心花怒放。
　　因为，在这道诏书里，首次明确了大唐天下的意识形态。
　　什么叫意识形态？
　　说白了，就是谁是国家主人的问题。
　　历史上，宗周最初是天子与诸侯共天下。
　　等到了西汉时期，成了天子与列侯贵戚共天下。
　　而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又变成了天子与世家共天下。
　　大唐建立时，也面临着天子与谁共天下的问题。
　　只不过太宗皇帝不想让世家再继续威胁他的地位，其他阶层，又不足以承担和天子「共天下」的责任。
　　这个问题才一直拖到了今天。
　　而今，随着李承乾这一道诏书问世，大唐的国家属性终于敲定，那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
　　当然，大家都明白，皇帝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天下的主人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子，至于和谁分享天下什么的，不过是掩饰独裁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但是，有这块遮羞布，就比没有要强。
　　而且，有了皇帝这句话，大家往后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
　　至少那些丘八们，再也没有机会骑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曾经担心的「武夫当国」问题，在这一道诏书面世后，绝对不会出现。
　　除非大唐亡国，改天换地，重新换一个主人。
　　想到这里，诸子百家纳头便拜：“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
第682章
：律法之缺
　　杨师道将诏书放回盘子里，跟着众人一起朝李承乾大礼参拜，等到皇帝说出「免礼平身」，这才起身从佐官手里接过李承乾选中的第一道议题。
　　杏黄色的帛书缓缓展开，杨师道只是看了一眼，眼角就不受控制地跳了一下。
　　现在捧在他手里的议题，是所有议题里最重要，也是最贴近国政大策的一个。
　　他本以为皇帝很可能不会选这个，却没想到，拿起来的第一份就是。
　　好在能被他选中让皇帝挑的，基本上都是不会影响朝政，又或者文武百官已经达成共识，就差最后一步公告天下的问题。
　　而他手里拿着的这份，就属于后者。
　　【陛下竟然将此事交诸子百家公论，会不会有些太高看他们了？】
　　在心里嘟囔一句，杨师道将帛书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抬头看向诸子百家，念诵道：“皇帝制：管子曰「法者，天下之仪，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今天下虽治，然法令不明，道州府县莫衷一是，时有一罪数罚之举。”
　　“朕不忍小民受过刑之苦，卿等皆世之贤达，明于古今王事，请试论利弊，以定天下刑罚之制！”
　　诏书的内容不算少，但要说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国家发展到现在了，连一部像样的法律都没有，搞得下面的官吏无所适从，明明是同一件事，换了不同的地方官审理，就被定成不同的罪。
　　有时候甚至同一个地方官审理同一种案件，因为审案的时候心情不一样，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判罚。
　　这样下去是不行滴。
　　所以，皇帝就想修订一部完整的律法，作为地方官审理案件时的参照。
　　你们大家都是明白人，知晓古往今来的种种道理。
　　那么大家就来讨论讨论，该不该修订这样的法律，又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修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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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或许有看官要问了，难道大唐建国几十年，连一部法律都没有编纂出来吗？
　　并非如此。
　　但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自汉朝以降，受儒家「废刑慎杀」「仁义教化」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们，很少重视法律的作用。
　　李承乾的父祖也不例外。
　　大唐开国至今，总共编纂了两部法律，即高祖的《武德律》和先帝的《贞观律》，一般统称为《唐律》。
　　《武德律》是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说是「发展」，其实完全就是照抄，只不过改了个名字而已。
　　因此，《武德律》中很多律条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大唐的社会环境。
　　等到先帝登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修改《武德律》，颁布《贞观律》。
　　只可惜，李二陛下努力错了方向……
　　《贞观律》对比《武德律》，删除了很多能致人残疾的肉刑，改成了流放或者苦役，这是《贞观律》先进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贞观律》不仅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反而将原本有六百多条的《武德律》，删减得只剩五百条……
　　堂堂天朝上国，幅员数万里的大唐，仅靠区区六百条、五百条法律治理，简直荒唐到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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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条文的不足，使得地方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本无法可依，很多时候都在「自由心证」，只要不明确违反法律规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举个栗子，《贞观律》规定，地方官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不配合的犯人用刑，一般是打十大板到五十大板。
　　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目无王法，且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
　　然而有些地方官根本不管这些，不管什么案子，一旦老百姓不肯招供，就直接大刑伺候，而且一上来就直接是最残酷的五十大板。
　　由此造成的冤狱，以及因为受刑而落下残疾，甚至身死的百姓，每年大理寺复核的时候都能找出好几十起。
　　不仅地方官们肆意妄为，连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时候也在胡闹。
　　比如在后世都很有名，被视为「仁君典范」的唐太宗释放死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不管李二陛下当年究竟为什么要放掉那三百九十个死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这么做，不仅没有感化那三百九十个杀人犯，反而践踏了法律的威严，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史书只会记载太宗皇帝仁德无双，连死刑犯都能感化，让他们主动回来赴死。
　　却不会记载，那三百九十个死刑犯被李二陛下大赦之后，其中将近三百人，又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官府捉拿，而且其中一半，都被再次判了死刑。
　　李二陛下的做法，给他自己刷满声望的同时，却让几十户无辜百姓成了受害者。
　　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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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穿越者，李承乾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道理。
　　因此，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李承乾就一直在尝试建立一套新的法律体系。
　　不求达到后世法治社会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再让当权者像以前那样胡来。
　　真实历史上，这件事本来应该出自唐高宗的手笔。
　　也是在他的手中，古典中国的法治从一个皇帝一套法律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时代。
　　不过李承乾既然已经「抢」了他的皇位，那么再把他修订《唐律疏议》功劳抢过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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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年时间的筹备，上百次廷议的交锋，朝堂各派系已经就修订新法的事达成了共识，就连主持编订的人选，都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李承乾之所以选择这件事作为诸子百家论政的案例，并不是真的指望他们能给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一个态度——
　　看，并不是官老爷们想用严刑峻法迫害老百姓，实在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皇帝这么做，也是在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真正的圣君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