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48部分在线阅读

一点印象
《新港》编辑部有人来，要我对目前的小说写几句话。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因为忙，对近二三年来出版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可随便发言。再说，以我读过的那些新小说来看，它们都是我写不上来的作品，更不可草率评论。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只就阅读过的那一些略谈印象吧。既是印象，便谈不到精微的分析，所以我不准备“提名道姓”；那些作品我只读过一遍，还没有了解透啊。
我觉得我们的新小说多数是健康、干净的。这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读了这些小说，我有这么一点体会：我自己当初写小说，可以说是自发的；今天大家写小说，都是自觉的了。这是个思想上的跃进。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我没有个中心思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现在大家所写的呢，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革命斗争，作者自觉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作品就与革命斗争拧成了一条鞭，所以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斗志。文学而与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必能反映人民怎样经过多年血战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伟大事迹。这种题材是具有史诗的性质的。
看一看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文学商品，或故作惊奇，而言之无物；或颓丧无聊，愁容病态；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健康可喜，干净可爱了。在那些国家里也时有进步的作品出现，可是还没有成为气候。我们呢，有党的关怀，人民的爱护，和革命理论与现实的鼓舞，就天朗气清，东风和畅，以革命斗争的事实，写出爽朗严肃的作品，成为风气。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在这个新的风气里，我们的短篇小说也斗志昂扬地成为战斗的武器，并且产生了像匕首般短小犀利的小小说。可以说，我们的小说，不论篇幅的长短，都是不断革命，节节胜利的鼓舞力量。党的领导，总路线的光芒，作家的深入生活与劳动锻炼，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思想改造，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使作家们心里健康了，干净了，从而自觉地写出了健康、干净的作品来。专凭作家自己的本领，而没有党的培植和社会给予的创作条件，是不会树立起这个新风气的。
这可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已登峰造极，无可疵议了。我们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是，我们的文字还嫌粗糙。我说粗糙，并非是说大家的文字都毫不讲究。不是这样。大家的确是用了心思，各有得意之笔。我是说，在这些得意之笔之外，往往有松了劲的地方，塌了下去。这些败笔往往是在叙述事实的地方。我想像得到：当我们刻画人物和描写风景的时候，我们都费尽苦心，想以最精采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人如生龙活虎，景富画意诗情。及至叙述事实，我们就以为这是过场戏，随便交代一下就算了。于是，全篇文字就不一致了，有精有粗，瑜瑕互见。我们应当努力矫正此弊。要知道，越难写的地方，越要出奇致胜。叙述事实就是不容易写的地方，我们要设法既说得简单扼要，又活泼生动，叫写人、写景，与写事都在文字之美上有所创造。文字之美并不是作品的唯一的宝物，可是作品中哪里忽略了它，哪里便塌陷下去。文字之美应当与其他的构成因素相得益彰。
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对话，据我想，不宜只负交代事情的责任，而也担起表现性格与思想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力的对话能够使人物突出。
其次，我还要谈到：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照实备录见闻，不肯删减。事实上，小说不是事实的记录，而是给事实加过工的艺术组织。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以便有所选择，故事才能集中；集中才有分量。小说必须有些分量，不是絮絮叨叨，以多为胜。
记住控制，我们便不会被故事的表面价值给吸引住，而不顾其他。比如说：惊险的故事之所以往往浮浅，就是因为作者被故事的情节迷住，而忘了更高的目的；结果呢，故事写的很热闹，可是不够深刻。
惊险的故事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留神别忘了人物的创造。人的价值应比故事的价值大得多。偏重故事的惊奇，往往使人物“日遭三险”，故作紧张。重视人物，则重点移在人怎么克服困难，使人物控制着事情。这就能写出人怎么改造与创造环境。
只顾细节，而忘了辨别什么是重大的和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不必要的。这就难免浪费了笔墨。我们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们不能只顾不必要的细节而遗忘了伟大的使命。
载一九六○年《新港》七、八月合刊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我看过南京部队某部战士业余小话剧队演出的《一百个放心》等三出小话剧。剧本好，演的好，看了还想再看！
感谢电影工作者把这三出优秀小戏拍制成了影片，满足了多少多少观众想再看的愿望！我看到这部影片，如好友重逢，喜悦难以形容！我也想象得到，没有看过那三出好戏的，一定会非常高兴，能在银幕前和它们见面。
在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有点不放心：首先是，这三出小戏在舞台上原是人物少，布景道具都极简单，道具不足之处则用戏曲中虚拟的手法补充上去——《烧煤问题》里既无真炉灶，也不真炒萝卜；而以桌代灶，以手式表示烹炒。这样，此种小戏才能够轻装就道，深入连队，云崖海岛，到处能演，尽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重任。我很担心，是不是拍制影片的时候，强调电影的特点，力求真实，不单灶须真灶，而且油瓶醋罐一应俱全，并真炒一大锅萝卜？若果如此，就必破坏了一些原来的朴素而可爱的表演风格，并且会使这种演出所含有的“乌兰牧骑”精神受到损失。这个损失可不小！
这点担心是多余的。电影工作同志们早已看到这个问题，并热爱原著，使之不受丝毫损失。这种看到新事物即热爱新事物的精神，值得钦佩！是呀，三出小戏的特点之一就是打破了一些话剧的老框框，尝试了一些新演技、新措施，以期把话剧能够送到任何地方去，天可为幕，地可作台，为广大人民服务。这种小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革命运动的产物。这一点万不可忽略，忽略了它，便会把打破了的框框又修补起来，也就使创造与革新落了空，白费了心血！
拍制这部影片的同志们没有忽略了上述的那一点。可是，他们若是只知忠实于原著，戏怎演，他们怎拍，岂不又成了死板板的舞台纪录片么？不是这样！他们真费了心思，想出了好主意。他们把三出内容各异的小戏用一条线儿穿了起来。这条线便是演剧小组同志们在戏前戏后如何活动。这个主意想的妙！只是一些简洁的渲染，影片可就活了，通体玲珑，生动舒展。这就是说，演剧小组如何登山涉水，送戏上门；如何吃苦耐劳，全心服务，也都描画出来了。观众既能看到那三出可爱的小戏，又能看到可爱的战士演员们在舞台外面的辛苦劳动。这真是一举两得：戏感动人，演员的忘我劳动也感动人。这才真是恰当地运用了电影的特长，该不更动的决不更动，该增加的适当增加。这部片子也就应当称为文化革命的产儿。
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我还另有点不放心：拍制影片时，也许不用原班演员，都换上电影演员吧？我没有一点看不起专业电影演员的意思。我是切盼在银幕上看到会演戏的战士们。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值得称颂宣传。他们文武双全，既是全身硬功夫的战士，又会写戏演戏。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新型战士。我们都以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他们吃大苦耐大劳，连爬山渡海还都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编台词儿。大家，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都该向他们学习。谁不盼望能在银幕上看到这些好战士好演员呢？真的，谁一看到他们，谁就会立刻精神焕发，欢欣鼓舞！
这点不放心又是多余的。银幕上出现的正是原班演员，并没有换人，看起来倍加亲切！而且连合唱队也由战士们组成！于此，我仿佛听到了电影导演在热情呼唤：来吧，听听我们文化革命中的战士歌声吧！
从演技上看，我觉得战士们并不是在演戏，而是在过着严肃而活泼的部队生活，而且越看越爱这种生活。因此，谁看了电影，谁都会有一百个放心！不，不但放心，而且受到鼓舞，受到教育。用原班演员来拍制此片实在是个高明的决定！战士与民兵看见这部电影会感到极其亲切，广大人民看见也会格外高兴，就是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话剧与电影演员，也必会由观摩而获得不少启发。战士们的不事雕琢的演技，很容易看出，是来自部队生活。生活充实，自信心高，乃能不劳修饰而自中规矩。专业演员要演好工农兵，除了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恐无更好的途径。这部电影在演技上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此理。我们知识分子，因为有点文化，事事总爱引经据典。于是，框框甚多，不敢革新。事实上，引经据典不过是吃现成饭，不肯独出心裁，从事革命。这部电影的拍法不是由图书馆找出来的，既不引经，也不据典，而是大胆地面向新事物，宣传新事物，真是难能可贵！
是的，这部电影通体爽朗、干净，既不冗长，又不卖弄花招儿，看着非常舒服。就是戏外渲染之笔，也都力求朴素简明，与三出小戏的风格一致，是为突出三出小戏，而不是为场面热闹。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拍成的影片，我切盼能够多看到几部这样的影片！谨向参加拍制此片的战士们和电影工作者们致敬致贺！
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电影艺术》（双月刊）第六期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谢谢你们把几十件对《西望长安》的意见送给我看！我也要向提供这些意见的读者们致谢！有的意见很正确，使我受益不浅！有的呢，似乎误解了作者的企图，我愿在此简单地解释一下。
有的读者说，读了剧本觉得很不过瘾，因为剧本中“肃反”斗争不够尖锐。这是把《西望长安》看成为一个“肃反”剧本。它不完全是。当我学习罗瑞卿部长的报告的时候，看到罗部长希望有人用骗子李万铭的材料写个讽刺剧，我便争取写这个讽刺剧。这样，这个剧本的内容只能说与“肃反”有关，而不是整本大套地写“肃反”。我是要写讽刺剧。李万铭的材料不够支持一个文武带打、情节惊险的五幕剧的。假若我要描写特务怎样杀人放火，和我们怎么进行斗争，我就须放弃了李万铭，去另找材料——这样的材料并不难找。李万铭的材料虽然不少，但主要的都是欺骗与贪污。骗子的材料是讽刺剧的好材料。阴谋破坏，情节惊险的材料是“肃反”剧本的好材料，而不见得适于写讽刺剧。讽刺剧要写得幽默可笑。幽默可笑的事和惊心动魄的事恐怕不易很好地组织到一处。某种内容决定某种形式，适于描写“马大哈”的相声形式，并不适于描写面目狰狞的特务。讽刺剧正像相声，它自成一体，别有风格。《钦差大臣》是《钦差大臣》，不能变成悲剧，也不能变成惊险的电影剧本。
有人以为《西望长安》里的正面人物，唐处长，不够严肃。要知道，他是讽刺剧中的正面人物，他的幽默机警正与讽刺剧的风格一致。他不是悲剧人物。今天的讽刺剧里必须有正面人物。这正面人物须要机警活泼，极有风趣地战胜了反动分子。我承认没有把唐处长写好，但是他的确是新型讽刺剧应有的人物。创造这个人物是我的一个新试验。他严肃不严肃要看他尽职不尽职。他是尽职的。那么，我们就不该因为他爱说两句笑话，便判定他不严肃。他不能像包公那样严肃，因为我写的不是《秦香莲》。
顺便就说到另一意见：剧本中的反动分子写得不很好。我接受这个意见。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照顾了正面人物，我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的地方。这样就限制了反动分子的活动，不能充分地表现他的诡计多端。没有把反动分子写好是我的失败，可是能写出一个正面人物，尽管是不太出色的正面人物，也多少得算表现了邪不侵正这一事实。在解放后所演出的戏剧里（连我写的在内），往往是正面人物一出来，观众就准备去拿帽子了。
那么，是不是我轻视“肃反”呢？一点也不是！假若我写的不是讽刺剧，而是全面的“肃反”斗争的戏，我就一定要把反动分子的罪行，和正面人物的“肃反”斗争，都源源本本地写出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决不打趣招笑。当然，惊心动魄的情节也不完全拒绝讽刺，但讽刺只是信手拈来，不占重要地位。讽刺剧则须通体一致，自成一格。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往往有一点幽默的穿插，但只是那么一点。他写喜剧的时候可就通体一致地保持喜剧气氛；笑着说悲剧性的故事实在不大好办。
这就该说另一种意见——讽刺得不够。我接受这意见。讽刺剧极难写，我的才力与经验都不够。但是，我必须说明：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人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很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们都描画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在我给朋友们朗读剧本初稿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把受骗的干部们写得更坏一些。我拒绝了。讽刺是要夸大的，但不能无中生有，信口雌黄。
那么，今天的讽刺剧就不能够像古典讽刺剧那么入骨地讽刺吗？我说，一定能够！我的本事可是还不够，我还应当继续努力学习，练习。无论怎样，我不能把剧中人物（除了反动分子）都写成坏蛋，那是歪曲现实。我应当把他们写得更可笑，不是更可恶。
还有些意见似乎也应解答一下，我太忙，就不多写了。老舍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二
编辑同志：
旧诗中有一句——“西望长安不见家”。后来，被淘气的知识分子改为“西望长安不见佳”，“家”与“佳”同音。你若问一个知识分子：某事好不好？他便以“西望长安”四字表示不好——不佳。这变成了一种歇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