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49部分在线阅读

李万铭的案子是在西安破获的。西安古称长安。所以我用《西望长安》为剧名，暗示他到了西安就不佳了。也可以这么解释：若有人问我：你的新剧本好不好？我答以“西望长安”，表示不佳，亦讽刺自己之意。
剧名很不易拟，我用“西望长安”四字不过求其现成而已，没有什么奥意。
老舍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载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五月号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
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挣钱一家子花。今天，大家都有工作了，那么家庭生活，就不能是一个老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家庭。大家都出去工作，大家都独立了。特别是妇女，在那个老的、封建家庭里，男女的婚姻是要父母来决定的。现在，妇女们经济独立了，她就是有了婚姻的自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们的人不多，我自己有工作，我的太太也有工作，我的儿子、儿媳妇都有工作。我有三个女儿，现在只有一个小的在念书，那两个也都做事，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工作，生活上富裕了，家庭也就更和睦了，不会因为一个钱的关系而吵起来。以前我写的小说里，为了一点小事情，家庭不和了，打架了，拌嘴了。现在哪，个人有个人的工作，都有工作，小的纠纷就很少了。在今天，北京市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一愿意劳动了。以前这里封建的势力很大，总以为自己去劳动是不光荣的。现在，改过来，劳动是光荣的，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工作。因为这样子，我们现在的北京就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儿女变成了工人阶级了。还有，像我们的北京市的人民代表，然后由北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他们包括了北京的工人、农民。学校里也是这样，以前都是全国的有钱的儿女，来北京上学，所要的学费很大。现在我们哪一个大学里都有不少的工农子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下层的，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现在都起来了，都翻了身。拿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来说，比如我写的《骆驼祥子》这样的拉车的，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终身被剥削，一辈子做人们看不起的马、牛。现在哪，一位老的三轮工人对我讲，他，很早就拉车，是拉两轮的，后来他就蹬三轮的，到他现在儿子这一代，就开四个轮的，开汽车了，成为真正的运输工人。再拿天桥艺人、老艺人来说，他们要受种种的剥削、种种的压迫，因为那里是流氓恶霸的天下。现在许多老艺人呢，噢，他能够出国表演去，他感到非常的光荣。现在即使他还在天桥那儿，没有人剥削他，没有人敢压迫他，他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尊严的人。日记者：刚才老舍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市民生活变化情况，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变化，老舍先生有没有打算把现在北京市民的生活写成一个新的小说？要有这么个打算，它的题目、主题是什么？另外，老舍先生的过去小说在日本介绍时说是富于幽默。那么，在那种受压迫的情况下，一般劳动人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的，幽默是不是从这方面来的？老舍先生要是写新的小说，它的主题、重点是什么地方？包括幽默这方面吗？
老舍：我很想来写新北京的人民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丰富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说的，它现在是新起来的一班人了，这种生活，我了解得不够全面。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法子，特别是跟青年能够多接近，比如到工厂去长期地住下来。所以我只希望今后身体能够好一些，真正到农民、工人那里，一块住一个时期，一个长时期，能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因为自己对新的北京认识得不够了，毕竟得多方面吸收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才能有法子创作。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不是稍微变了一点；稍微变了一点，我们很容易写。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变了，所以没有很长时期的了解，那是写不好的。
关于风格上，以前写的东西有一些幽默的地方，这个嘛，像刚才说的，人民虽然很苦，但还是有对将来抱有希望的一种幽默，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一种苦笑，不知是哭好哇，还是笑好。假如以后可能写小说的话，我那种幽默就是要从心里发出来的笑声了，而不是啼笑皆非的笑声。
解放以来，我写的话剧较比多，并不是说写话剧不要深入生活，而是话剧就是抱着一件事情，因为它只演两个多钟头嘛，抱着一件事情说，就够了！一个问题一件事。写小说就要更全面了，包括的东西更多了，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认识不够，也就不敢动笔来写长篇小说。话剧范围窄一些，小一些，较比的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另一方面，以前我熟悉的那个生活，有不少人嘛，是天天起来坐在茶馆里喝茶、玩鸟，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现在差不多是没有了。小的事情呢，就经常写一点散文，比如介绍北京，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街道上，干净多了，这只能写一点散文介绍介绍，不够写一部小说的。再一方面，自己在文艺界的机构里，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还有不少事情，我也都得去参加。时间也不像原先那样充裕。培养下一代的作家，各种协会行政方面的事情，也要参加一些。
日记者：前几天我们到一般的北京市民家庭去采访。刚才老舍先生说要写一部新的小说，包括解放前后风俗习惯的变化问题，请您谈一下，在风俗习惯上解放前后的变化，还有那些没有变化的，请举一两个例子。
老舍：风俗习惯上有很大变化，以前嘛，很迷信。特别是过年、过节，都要烧香啊，求神啊，拜神啊，这个风俗变了。另一方面，关于一般的科学的常识增多了，因为这是必然的，没有这个就不能打倒迷信。比如医院，以前只有有钱的人可以上医院，现在我们有公费医疗，上一次医院无形中接受了很多的卫生知识。所以这一方面是提高得多了。第二是铺张浪费的东西，比如过年了，过节了，要买香啊，蜡明，买纸来烧啊，这种东西差不多很少了。以前结婚喽，做生日喽，添孩子喽，都要大吃大喝一顿，现在这也减少了。现在大家生活是非常的朴素。要提倡节约，就是那块地方我也还写着“勤俭持家”，告诉我的孩子们，都要节约。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我们要知道节约，勤俭持家，节约办事。这是一个普遍的新的风气。好多的老风俗还保存下来，比如像前几天，就是腊八，家里也熬粥，工厂里也熬粥，但是以前哪，那个是含着迷信的内容，而且要把那个粥抹在树上，这棵树到明年结果子就多了，现在呢，腊八就是腊八，大家喝喝粥嘛，这个时候庄稼都收了嘛，各种豆子、枣子、栗子都有，大家喝一喝，没有迷信的意义，没有人再把它抹在树上，希望树明年多结果子；想结果子你得要想科学的办法。春节了，我们还是照常的庆祝，还是贴贴对子，挂挂画，但是那种迷信的东西少了，不接财神爷了，恐怕财神爷就是我们自己，自己创造出财富那才是光荣的，给财神爷磕头磕不出什么道理来，……老的风俗还继续下来，但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了。
去年春天到日本，各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照顾、招待，心里非常感激，我可以说，我们那五个星期，是我们感到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们体验到中日人民的友好，中国人民、日本人民是一致的，是无可遏制的一个大的浪潮。这对我们两国有利，也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件大事情。我要是不到日本去，我还感觉不到这么深，到了日本，感到日本人民这种对于中日友好的热忱，非常感动。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一切见过面的、招待过、照顾过我们的朋友们致谢！致敬！
载一九八○年一月《文艺报》第二期
怎样写通俗文艺
在今天，无论写什么，写得通俗一些必有好处。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章，还有许多很不通俗的或不够通俗的。我想，这是因为：一、写文章的人在思想上还有没搞通的地方；或是：二、还没有掌握住技巧。
咱们先说第一项：
据我所知道的，文人往往有这么个心理——自己写出的文章，必须使内行看了拍案叫绝，外行们懂不懂倒没大关系。
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二知音给喝彩，也就够了，管那些“愚夫愚妇”干什么呢！即使连一、二知音也没有，就独自欣赏也好，反正不能降格相从，顾及大家。
这态度，在从前，已害得文艺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专卖品，与民众脱了节。在今天，这态度就更要不得，因为今天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若是文人写了只给文人看，怎么算为人民服务呢？
在从前，这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专制的君主，和蒋介石一类的统治者，极怕人民读书明理，闹革命，所以提倡古文，好教民众看不懂，而文人能写出民众看不懂的东西，便可以高官得作，骏马得骑。
现在的情形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惟恐民众落后，力求人民个个能读书明理，所以他不惜说了又说，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假若我们还不肯放弃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就未免太顽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向自居为先知先觉，怎好在这人民翻身的大时代里，反倒变为顽固老儿呢？
另有一些人，以为古文可以收起去了，可是五四以来的洋派儿的文字还是万不能丢掉的。他们在文字上抱着五四“传统”，死不放手，认为唯其如此，才够得上新文艺的嫡传正统。跟他们一提到写鼓词、相声……他们就紧紧摇头，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商籁体的白话诗，与带洋味儿的散文，怎可以“开倒车”，又去搞鼓儿词呢？
就是劝他们改一改笔风，把文字写得清浅明畅一些，他们也不干。他们以为他们用惯了的欧化文法与新名词都是了不起的东西，万难割舍。他们可是忘了，《水浒传》与《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里并没有欧化文法与新名词，还是照样的伟大。恐怕呀，他们心中还多多少少存着点崇洋病，洋的好，国产的不好。
其实呢，莎士比亚的伟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我们大可不必拉着何仙姑叫舅妈。我们的伟大倒是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作风，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来。我们的伟大不在能偷取莎士比亚的一、二修辞，或一点技巧，而是在以莎士比亚创造英国伟大文艺的气魄，去创造我们的伟大文艺。我们不应叫莎士比亚，或任何名家，挡住我们自己的去路。我们不应看见别国的作品，便叹观止矣，而应自尊自信，立志写出自己的好作品来。
我们应当爱自己的语言，像爱自己的面貌。只有热爱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才肯去向人民学习，才肯用人民的语言去写作，而感到光荣。这不仅是语言的运用问题，而基本的是思想问题——爱不爱，重不重视，我们的语言的问题。
有的人说：我们心里虽愿通俗，可是不会写大白话。这不是真话。恐怕呀，这句话里还隐藏有点心病——不肯承认大白话能产生文艺。这还是思想问题在作怪。否则天天说大白话的人，怎会不能写出大白话呢？
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即刻从思想上解放了我们的笔，教它光荣的服务于人民，教它光辉的给大白话放出光彩。现再说第二项。
我知道，有的人的确从心里要写得通俗，而的确不会运用大白话。这怎么办呢？
我看，这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们要一拿起笔，便留神不教那些缠绕我们已久的洋词儿出头露面。比如说，我们刚一想起“涟漪”、“跌宕”、“范畴”等等，就应当卑视它们，看一看不用它们究竟能不能还传达出我们的思想来。我们要承认信笔写出人民不懂的修辞是偷懒，也要承认文字的好坏并不依靠会转文或用新名词与否。我们是为人民写东西，就必须尊重人民的语言。人民能懂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尽了职，否则溺职。同时，我们不要消极的以为人民不懂“涟漪”与“范畴”，所以我们才皱上眉把它们删去，而要积极的去在大白话中找出金子来，证明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在创造大众文艺，而不是敷衍了事。假若我们能抱定上述的态度，我们就能发现大众语言原是一座取之不穷的宝库。然后，我们便会自动的放弃了那些腐烂的“文艺”修词，而愉快的运用人民的语言。
要学习人民的语言，就须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才是人民语言的字汇词典。若只是摘取民间的几个惯用的词与字，点缀一下，便是尾巴主义。
这便颇不容易了。可是，天下哪有不经过艰苦的学习就能成功的事呢？为人民服务是件重大的事，我们根本就不应当抱着三下子两下子就能作好的幻想。我们若不立下改造自己的文字的决心，就永远摆脱不开“涟漪”等等的缠绕。
第二、试用大白话写文章，最使我们感到别扭的是：我们总觉得白话不精炼，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上没结没完。这，毛病不在白话，而在我们没用心去精选提炼。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我们必须想了再想，怎样用最精炼的白话，三言五语的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样，我们才能写出白话文艺，而不是没完的瞎扯。
当我们用白话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并不要打折扣；不要以为这是给大众写的，就用不着高深的思想。反之，我们的责任却是用俗话传达高深的思想，而且只有能尽到这个责任才是我们的真本领。有一位北京的盲艺人，在参加过讲习班之后，创造出这样的句子：“瞎了眼的也见到光明”。这是何等的高深精到！这一句话里，说明了他怎样感激政府，怎样受了思想教育，和对前途怎样的乐观。要作，我们须作出这样的白话文艺。
第三、一般人写东西，往往是只用白话写对话，而不肯用白话描写一切。这不是个办法。我们若不能用白话绘色绘声的去描写，我们的文字便永远不会通俗。假若我们写一篇小说，其中对人物、风景的描写都用一疙瘩一块的洋派儿文字，而只以白话写点对话，白话便变成了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