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23部分在线阅读

语言是构成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成分。民间文艺，不管多么粗糙，还是多么细致，总是运用民间语言的。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用心学习。假若我们不肯学习，即使我们按照民间文艺的形式写作，我们也不会写好；即使我们能写出很有思想的东西，也不会教人民一听就懂，而且喜爱它。人民喜爱自己的语言。
民间文艺的语言，一般的说，是简短明快的，因为民间文艺多半不是预备悦目的，而是悦耳的——要说得出，唱得出。记住这个，我们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止在纸上推敲文字，而要用耳朵考验考验了——不管写什么形式的东西，能这么作也不吃亏。经过耳朵的考验，我们才除了注意文字的意义而外，还注意文字的声音与音节。这就发挥了语言的声韵之美。我们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纸上，也须叫文字的声响传到空中。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话，马上就不耐烦。所以我们必须写得嘹亮干脆，不能拖泥带水地拉不断扯不断。我们曾经提倡过朗诵诗；其实，人民早就不但朗诵诗，也朗诵散文。旧戏中的道白，评书中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有滋有味的说出来的，并不平铺直叙。人民不但朗诵诗，而且给诗配上音乐；大部分民间曲艺是唱出来的。音乐是感人的，诗是感人的，音乐与诗合在一块儿就加倍的感人了。人民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却忽略了这个道理，硬把诗作得与散文相近，不严格地追求音节声韵之美；硬说有思想就够了，不必力求语言与音乐的密切结合；硬说诗应当有含蓄，甚至可以隐晦一些，不必爽朗明快；怪不得好多人民不大喜爱新诗呢！
我们往往发现，一段民间文艺在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一经艺人唱起来就变了样子，变得悦耳好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艺人们不管词句怎么不好，也在文字的“平上去入”上用过一番工夫，所以能用声音的美好补足了文字的缺欠。我们作新歌曲的人呢，有的就不辨平仄；万一再遇上个不辨平上去入的音乐家给制谱，那就难怪字不响、音不顺，难以听懂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民间文艺中的粗糙字句是可以取法的；也不是说，我们作歌词，制乐谱，只须注意文字的平上去入，而不管别的。我是说，我们既是搞文艺与音乐的，就须了解我们的文字特质，我们的文字既分平上去入，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以前，因为我们不注意，所以我们写出的东西，就往往被艺人拒绝，不肯演唱。这不怪艺人，而应当怪我们自己。至于有的人写出平仄不辨、音节不调的东西，而硬说是突破形式，就未免太不虚心了。连自己的语言的声韵音节还没把握到，还谈什么突破形式呢？
民间文艺的语言既多半要能说能唱，它就必须选择现成的字。好的戏词曲词，用字是那么现成，几乎能使人听见上半句，就猜到下半句。这样，唱的人的词句便能脱口而出，而听者也能感到不费力就领会了全句；于是歌者与听者就打成一片。这就是说，民间文艺会从人民的语言找到窍门，使人听了欢喜，也要跟着唱。我们所写的通俗文艺呢，往往不细心地去找这个窍门，想到什么字就用上什么字，结果是我们的句子别扭，连念起来还不顺嘴，更不用说唱起来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用现成的活语言，给人民服务，而不该生拉硬扯，凑成句子，把人民吓跑。我们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使我们的文字清浅活泼，像一条活的溪水似的。
在民间文艺里，也有许多不好的句子。一种是民间艺人只顾很容易地凑成句子，就不假思索地诌出来：“把话明”，“把话云”，“把话言”……。另一种是文人给加过工的，把原词加上或换上许多表面文雅而实际庸俗的字样，弄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说，并不过分，人民的语言是与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用文雅而庸俗的语言去描写人民的生活，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学习民间文艺，必须留心剔选，既不偷懒学那“把话云”什么的，也不滥充文雅，随便安上腐烂的修词。我们首要的是把文字写得明朗康健，现成易懂。假若我们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即使不预备写通俗文艺也是有好处的。通俗化的倾向是该贯彻到一切文艺作品中去的，不是只有鼓词与相声才须通俗。我们将来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像《水浒传》那样的既通俗又有很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载一九五二年《中国语文》七月号
请多注意通俗文艺
我要向文艺界同志们呼吁：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这并不由于一时的感情激动，而是按照目前通俗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不能不作这样的呼吁。四年来，通俗文艺在创作上与在配合政治任务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和很大的发展。这是肯定的。可是目前，因生活的改善，文化的提高，与扫除文盲的成效，人民大众普遍地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与更好的通俗读物与可用说唱形式表演的作品。供给却远远落在这普遍而迫切地需要后边。因此，今天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还需要推动与振作！
拿起《北京日报》看看吧，戏剧广告栏里的节目一年到头总是《小女婿》、《刘巧儿》、《罗汉钱》这几出；在全国戏曲会演之后，才又添上了《祝英台》、《白蛇传》、《刘海砍樵》几个也还欠完美的民间传说节目。群众与演员们一致地要求新节目的上演，可是一年二年地过去了，作家们还没有动笔，我知道，我们都终年辛辛苦苦，并没偷闲，可是事实上我们是怠了工；要不然为什么刘巧儿与小女婿会那么顽强地不肯去休息休息呢？首都如是，各地恐怕也如是，假若不是更差一些的话。
再看看曲艺吧：一部分的老段子已不受群众欢迎，而新段子呢，坏的很多，艺人不愿唱，群众不愿听；好的呢，惭愧，还少得很！这样，今天的曲艺就显出没有多少生气，因而影响到一部分艺人的生活与情绪。没有人敢说曲艺不是短小精悍的宣传利器。事实告诉我们，不但工人、农民、部队都喜欢它，就是学校与机关里作宣传或文娱活动也一定缺不了它。戏剧歌舞所不能到的地方，曲艺可以去到；在人力与金钱上，曲艺也比戏剧歌舞更能节约。可惜，作家们并没能供给足够的好的作品，而工人、农民、部队以及学生与机关干部往往得自己动手去写。朋友们，有意还是无意的呢，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又有点怠工！
这就须看看各处的通俗文艺刊物了。这些刊物理应是通俗读物与戏曲稿本的供给站。可是，我知道，这些供给站本身的最大痛苦就是没有丰富的稿源。以《说说唱唱》这个刊物说，编辑部每月都能接到几百或上千件的稿子，可是编辑们却日夜发愁到时候不能集稿发稿，因为成百成千的来稿多数是练习簿子上的习作，老作家与已有成绩的作家们的笔迹是很难见到的。因为发表了的作品不很好，因为作家们不大写通俗作品，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以为通俗读物是低一级的容易写的作品，应当用它试手，所以还没有把散文写通顺的文艺爱好者就开始习作通俗韵文了。我们不应拦阻他们挚诚地练习，但是由这样成百成千的试作中很难选出精品也是事实。
好的外稿既很少，编辑部同志们就不能不临时动员几位关心通俗文艺的朋友来帮忙，或亲自动手赶写，以便到期不误发稿。这样，通俗文艺刊物就渐渐地成为通俗文艺刊物的编辑们与一些“专家”的园地了。这似乎不是个好现象。在今天，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是越来越好了，可是由上述的情形来看，我们不由地感到仿佛在这里还有一条界限：有的专搞提高，对普及工作可以不大过问；有的专搞普及，孤立无援。
大部分专门搞普及工作的作家们是懂得一些说唱形式，有相当好的文字技巧，而且挚诚地服务于普及工作的。他们在解放后的一、二年内，曾经写过不少所谓赶任务的宣传品，立过一些功，现在有的担任了通俗文艺刊物的编辑，有的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经常供应者。他们看出自己从前的作品是不够好的。这个愿望与要求是值得称赞的。可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俱强的作品又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写出的。他们之中有的就变成了眼高手低，不敢轻易落笔了。
这样，专搞提高的参加普及工作的不多，而专搞普及的又有的已迟迟不敢动笔，通俗文艺可就搁了浅！这个情况不应再延续下去。所以我在前面说过，今天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还需要推动与振作，所以我要向同志们呼吁！
我并不想在这里提倡某种通俗文艺的形式。那么一来，就把问题看得太狭隘了，而狭隘本身就是缺点。通俗文艺的形式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都保存着一些特殊的形式，我们只要一注意通俗文艺，我们就会就地取材，开始学习。我们要的是百花齐放，不是形式统一。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通俗文艺作品多数只运用了快板、鼓词之类的几个形式，正是个缺点。更可笑的，有的人向来没有亲耳听过北方的大鼓，却放着本地风光，近水楼台的形式不用，而从报纸与刊物上照猫画虎地摹写鼓词，这似乎可以叫作形式主义吧！我们的问题是大家还没有充分注意通俗文艺；只要一经注意，形式是取之不竭的。而且在掌握了旧形式之后，还可以突破形式，推陈出新。我们的确没有注意它，要不然，且不说地方上的各种各样歌谣曲艺，就是我们的大部头的评书（至少有几十部）！怎么会到今天还没人下手整理呢？难道这包括着《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说岳》、《明英烈》等，一向是民间借以取得历史知识的演义，不是很重要的遗产么？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请求对古典与民间文艺有研究的专家们多参加通俗文艺工作，以便把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解决如何向民间文艺学习，如何搜集和整理民间文艺等等问题。
我也不想在这里恳求某一位作家赶紧从事学习通俗文艺，我鼓动所有的作家这么办！这样一交代，我们便很容易把提高与普及并为一谈，而不再把它们分别看待了。提高与普及本来是一致的。让我们从事实上说吧：请看，今天的小说不是就有一个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吗——语言欠通俗。我想，没有人会硬着头皮说：我这部小说是为提高的，读者越少越好，越不懂越好！不会有这种事！反过来说，《水浒传》与《红楼梦》两大著作是大家念得懂，因而喜欢念的，以至百读不厌。我想：也不会有人说：这两大著作因语言通俗而吃了亏。不管我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高深，内容如何丰富，假若我们的语言不通俗不现成，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风格，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民族风格从哪儿来呢？首要的是在语言里找。用歌德的语言永远写不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德国话是德国话，中国话是中国话，彼此不能代用。我们今天的一部分小说吃了亏，因为其中的语言不三不四，没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语言之美，于是也就教民族风格受了损失。假若念我们的创作和念翻译作品没有什么分别，那怎么能使人民由心眼里喜爱，由喜爱而受到教育呢？
在我们的许多小说里，作家往往不就某一情节中人物应有的感情与思想提出精练的语言，而是通篇都笼统地用报纸上刊物上的语言敷陈事实。我们似乎还没有许多像《水浒传》中武松打虎那样的文字，因为我们假若写武松打虎，可能是这样的：“武松，他提高了警惕，以无比的英勇，等待机会，再给愤怒的老虎以无情的打击！”是的，这几句是我瞎诌的。可是，我在我们的作品里遇到过与此类似的文字，而且不止一次！同志们，假若我们去听听民间的故事，看看民间的戏曲，听听评书艺人怎么评讲“闲书”，我们就会以“无比的英勇”修改我们的小说了！自然，民间故事与评书艺人的语言往往有些陈腐了的，但是即使如此，他们都是按照他们所能理解的生活找出情节与绘色绘声的语言，而不是死死板板地笼统叙说。他们为求语言的生动活泼，往往不惜牺牲了真实，去打动听众。他们会教包公气炸了胡子，高挽起袖子，亲自动手去铡陈士美。我们不应学那陈旧的语言，也不必学这种过火的夸大。我们是要学他们运用语言的方法。假若他们像我们那样形容天气热就光说“天那么热呀”；形容没有秩序就光说“那个乱呀”，我管保他们都会饿死的！谁去听他们说那个热呀与那个乱呢？他们要形容，就会叫听众不由地解开钮扣！
不错，语言不是一切，但是我们都知道，语言的确是我们的工具。一个木匠不会用锯和刨子，还成什么木匠师傅呢？
我们的诗有同样的毛病，或者比散文的毛病更大一些。我们常说：诗是语言的结晶。可是，我们的新诗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没能作到这一点。诗人们好象是没有用全力去调动、推敲语言，也就难怪它不能结晶。让我们随便拿两句古诗来看看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两句诗。可是，诗人的确用了全力去写出它们。在这谁都能看懂听懂的两句里，有黄、翠、白、青四个不同的颜色，还有两个数目，两个动作，两种飞禽，一种树，一种最大的东西——青天。里边还有音乐，黄鹂的鸣声。这里没有一个生字，而画出了一片有声有色的美丽境界。从语言上说，它们有自然的音节，明朗的色彩，悦耳的声音。诗人运用了所有的语言之美，丝毫没有偷工减料，再看看我们的诗呢，里边也许有很深的思想与感情，可是语言没能作到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的恰到好处的配备。我们的诗就好象是可以变成蝴蝶的绿虫，蝴蝶的确是在里边，可惜还没能飞起来。好的诗是思想、感情、形象、文字，与音乐最精妙地生长在一处的，所以能使读者不由地手舞足蹈，一唱三叹。我们现在的诗还没有这种魔力，也就难怪不能传诵一时，更不要说传诵千古了。
是的，我们应当学习古典诗歌。不过，古典作品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还不能恰好地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说到这里，我要献宝了，这宝贝就是民间的通俗诗歌。不错，通俗的诗歌里也有一部分文言；但大体上说，它是以白话为主。虽然用的是白话，它却承袭了并且相当发展了古诗的音节韵律。它经得起朗诵与歌唱的考验。因此，听一段鼓词，不管其中的语言多么拙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好处。这就是说，它的音节是美好的，否则不能演唱出来。即使它没有别的好处，它可的确抓住了语言的音乐性。语言的音乐性原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因素。其次，民间诗歌中的用字虽然未必字字精到，可是有不少地方巧妙地运用了民间语言。由这些语言所激起的感情与所引起的想象都是雅俗共赏，人人共有的。不像某些古典诗词那样只足以供骚人墨客的吟味欣赏。我们的缺点，据我看，就是在我们的诗歌里缺少音节之美，既不能吟，更不能唱。不能吟唱的诗就好象没有弦的琴。我们的另一缺点是不善于运用民间语言，没有深入浅出的效果。我们往往用惊叹号去代替富有感情的字，往往堆砌一大堆泛泛的修词，使读者莫明其妙。我们不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渐渐逼起感情，如后浪的催前浪，渐成高潮，而往往想借着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字汇抓住读者的心灵。打个比喻，我们是用浓墨抹满了纸，而称之为山水画。结果呢，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并没有山水。因此，我们从民间的诗歌去学习学习，一定不会是劳而无功的。我们必须调动好诗中的音节，必须运用人民的语言，以补过去的缺欠。我们必须用最美的语言道出我们的思想与感情。这样，我们才能巩固、发展民族的风格。没有民族风格的诗便什么也不是。
我并不要求所有的作家都马上放下他手下的工作，而立刻去写鼓词或评戏，虽然那么办是大有利于通俗文艺的。我是说，不管你写不写通俗作品，学一学总是有益的；当然，多一些作家来参加普及工作是目前的迫切要求。就是专写散文的作家，学一学通俗韵文也一定不会吃亏。只有学习韵文才能明白什么叫推敲与精炼。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学习过古典的与民间的韵文，虽然我写不好韵文，我的散文却因此多少有一些进步。我修改散文，正像修改韵文那么不肯偷懒。在散文中，我也不忘了音节与声音之美，所以我有时候能作到怎么写怎么念，言文一致。我觉得：假若用写诗的力气去写散文，可以叫作精益求精，那么散文化的诗就可以说是偷工减料。
我这样说似乎有点偏于保守。我必须说，我没有弃新复古的意思。我以为，世界上既没有忽然由平地冒出来的文学，我们就不能不重视传统。学习旧的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却在推陈出新。
我切盼因我的呼吁而增多参加普及工作的作家，而且写出铿铿然，落地作金石声的通俗韵文与散文，使通俗文艺工作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能够满足人民普遍的迫切的需要！
载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热爱今天
十年来，从题材上看，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似乎较多于反映目前的革命现实的。多到什么程度，我没有统计过。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未必符合事实。
我不但喜读描写近代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很爱阅读描绘前代的历史小说，爱看历史话剧。我特别喜爱传记文学。可惜，除了郭沫若同志与田汉同志的历史话剧而外，实在不易看到更多的这类作品。至于历史小说与新创作的前人传记似乎就更少。我并不因此而倡议大家赶紧去写历史小说、历史剧与传记。我是为说明我绝对不轻视以革命历史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也偏重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戏剧与小说。
这样交代一下，就容易往下谈了，不至于发生误会。是的，有不少朋友鼓舞我，叫我写一篇根据我十年来的写作经验，谈一谈如何反映目前的社会现实的问题。我若不交代清楚，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我不重视革命历史斗争的题材似的。
十年来，我写了十多部话剧剧本。其中，除了《茶馆》一剧，其他的剧本都写的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北京市政府为劳苦大众去修奇臭的龙须沟了，我就写了《龙须沟》；曲艺演员得到了解放，我就写了《方珍珠》。此后，《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和最近写的《全家福》，都是如此，都写的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尽管这是事实，我有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呢？这应当交代一下：我并没有多少资格。很显然，上面所提到的作品，并没有一部是杰出的。写当前的新人新事是一回事，写好了没有又是一回事。我的质量不高的作品实在无足取法。我若只夸口自己写了新人新事，而忽略了作品的质量问题，就一定会发生不良的影响。恐怕呀，不良的影响已经发生过，要不然怎么有的朋友曾经劝告我：“少写一点吧！”或：“写你的确熟悉的人与事吧！”我认为这种话不是泼凉水，而是善意的规劝。
可是，我并没有听从这些规劝。这不是因为我在文学上有什么高明的主张，而是因为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我欲罢不能。这种感情姑且就叫做“热爱今天的感情”吧。我热爱今天的一切，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我对今天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全面。可是，今天的一花一絮都叫我情不自禁地想写一点什么。我肚子里的确有些老事情，可是我不肯放下今天的鲜花舞絮。再说，无论如何，今天也比昨天更接近明天。我们今天的苦战，正是为了幸福的明天。那么，我热爱今天的这点感情似乎也未可厚非。恐怕这也就是有些友人鼓舞我写这篇短文的原因。
有了这种感情，就不难找到可写的人与事。在我们的社会里，新人新事是到处都有，随时可以看到的。要不然，建国十年就不会获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就。但是，一件新事也许过于简单，不够写一出戏的。这就需要深入生活，摸清楚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作也许还不够，那就还需要了解类似的事件与人物，联结到一块儿，而后加以取舍。古语说：多财善贾。写作也如是，资料多了才能从容选择，安排。我的失败了的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知道得太少，无从选择，无从去想象。知道得越少，就越会陷入自然主义，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残砖破瓦都视如珍宝，不能由大处落笔。我的较好的剧本就不是这样了：我知道得较多，能够用类似的人与事来丰富我要写的人与事。比如说，《女店员》写的是妇女商店的筹备与成立。可是，我也去了解妇女粮店、妇女商店、妇女食堂等等。这样，我可以选择这些由妇女管理的商业单位的成员，叫她们加入我所写的妇女商店。我也可以借用一位妇女粮店店员的相貌或干劲来丰富妇女商店中的某个姑娘。这一定比只给几位女店员照下像来，一应不变，强得多。